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南都记者 陈志刚 摄

郑强，1960年生，出生重庆，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京都大学，主攻高分子材料。1995年回浙大任教，2009年出任浙大党委副书记。2012年6月起开始履职贵州大学校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强哥”又火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最后一场记者会上，这个来自贵州的声音，格外震撼。

他说，要让学生会有权对渎职、不作为学校干部提罢免建议。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留学生，英国20%的大学办不下去。直率而抓人。

在浙江大学，作为曾经的“愤青教授”，他连续六年获得“学生心目中最喜爱教师”。一场演讲中，210分钟里郑强赢得过198次掌声。

从浙江的西湖到贵州的花溪，执掌贵大后，郑强成为贵大和西部教育的代言人。“贵大63年从国家得到的钱，抵不过浙江大学3个月的钱。”他疾呼，什么时候中西部的“地方军”才有机会成为“国家队”？新近的“郑强下蛋”理论也开始被他反复“推销”。

接受南都专访时，郑强标配一条红围巾，嬉笑怒骂、敢言直率，激动处手舞足蹈，捶胸顿足。他指着自己的头发说，到贵大三年，把一头黑发搞成了半头白发。“有些苦，不容易……”

太敢言会不会被说成“愤青”校长？郑强一口反对，不要把直率当成愤青。老是“放炮”的强哥也有困扰。“要得到不说话的人同等的认可，我需要花更大的精力。”

“郑强下蛋”理论：好不容易把鸡养肥了，全跑别人家下蛋了

南都：从浙江大学去到贵州大学，震撼比较深的是什么？

郑强：比都不能比，条件反差太大。我2012年去当校长，1949年解放到2012年63年，贵州大学加起来从国家得到的钱，抵不过浙江大学3个月的钱。(一共多少？)反正是抵不过。但这两年，中央给到贵大的钱，超过了过去63年。

中国有13个省没有中央直属大学，我说有211也没用，贵州大学办大学的钱，全是贵州人民的血汗钱。但北京有26所中央直属高校，本来北京就有钱，还让全国人民出钱，你说这个公平吗？

南都：您认为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要发展，首先要的是资金？

郑强：当然啊，钱都没有，我怎么发展。3个月就抵我63年，我怎么跟得上啊？关键是，很苦涩。贵州又穷，把中小学办好了，结果高考好成绩的全跑了，留在我这的吧，成绩好的找工作都去了长三角，考研也考走了。我有个“郑强下蛋“理论，好不容易把母鸡养肥了，全跑别人家下蛋，又不在我这下蛋。

南都：怎么办？

郑强：什么时候也能让我们地方队成为国家队，在适当的时候，让13个没有中央直属大学的省能得到中国发展的巨大红利，挑选几所成为中央的直属大学。

学校新规：学生会有权建议弹劾渎职干部

南都：在高校综合改革过程中，大学的管理和治理结构改革是一个重点，您怎么看待大学章程发挥的作用？看点在哪儿？

郑强：章程的关键，是要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充分体现广大师生办校的民主、权利。贵州大学新的章程拟定，今后的校长办公会议要请师生代表参加，学校制定了听证会议制度，让师生有权对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质询。

贵州大学的学生会、教代会有权对渎职和不作为的领导干部提出弹劾或者诫勉、罢免的建议。凡是由学生会提的建议，要经教代会复议方可生效，这样就能起到互相补充、互相监督的作用。

南都：这在全国高校中算是首创？

郑强：据我所看到的大学章程，它是首创。我知道要热，我反复强调，这是请示过上级党组织的。至于什么时候开会，一周开几次，是不是学生一不高兴就开会，还要探讨。

(您对自己有信心？)关键是要有胆量。这个不是为自己，是追求真理，对自己的得失还考虑吗？我对自己有信心，学术上也算是著名教授，见识还算广，我对学生的亲和，是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的，他们怎么会来推翻我呢？

南都：如果实施了，会有什么效果？

郑强：影响绝对很大。现在的懒惰、不作为没有人管。学生宿舍水龙头不通了，以前他们是找后勤处通水，现在一群人跟校长提，这个处长太差了，害了我们几个月，该不该把他“下”了。图书馆借书，老是书没有，架不开，可以和校长讲，图书馆馆长是不是该换了？如果这个学校校风很差，名声很差，显然校长有问题啊，难道不能诉求一下吗？当然，学生会的无限权力放大了，会出事，所以加了一个附议。

南都：在你眼里，高校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郑强：这个学校是他们的学校，核心是激发广大师生爱校荣校的激情，有参与的民主，同时赋予权力。我提到的只是建议，但建议也是民意。

南都：您对贵州大学的定位是什么？

郑强：定义为区域性重点大学，不要动不动学北大清华，不是出路。要经过结构治理，加强民主治校，师生参政，特色办学。(贵州大学的特色是什么？)一定要把贵州大学面向贵州经济发展，这个校长就是个“民办”校长。有特色的大学就是好大学。

所以我把白酒学院、大数据学院建起来了。有酒的地方不止贵州，浙江也有酒。但有些事情就要做别人不能为，不能做的事情。我说不要认为落后的地方，一切都落后。

高校行政化

“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并不严重”

南都：您怎么看待现在热议的高校行政化？

郑强：大家都在瞎起哄。天天说去行政化，能去吗？去了行政化，我能怎么办啊？(一边说一边敲桌子)到底是行政过度，还是不该行政？我们应该反对的是行政过度、行政越界。

南都：哪些是行政的越界？

郑强：大学教授当校长、教务处长就是行政化吗？这不是笑话吗。在一些发展不够高的大学，的确存在一些做学问的教授选择做行政的兼职。但即使当了科研处长、教研处长，也有很多人同时在搞学术啊。

南都：你的意思是，高校不存在行政化严重一说？

郑强：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并不严重，是外界对大学的行政化观念重，他们以对待行政官员的方式看我们的级别。教授讲什么级别？中国应该国际化，不要生搬硬套，把高校跟行政机关搞一套，像官员一年出一次国，教授也只能出一次国，这才是行政化。

南都：可能大家的担忧是，教授做行政工作会不会影响搞学术？

郑强：是有影响。但大学总要有行政人员，不让教授来当，让谁当？让官员来当吗？他不懂教育啊。就像医院科主任，要不要懂医？要，一个意思嘛。

南都：那你怎么看待高校领导干部兼职？

郑强：我就是兼职啊，搞学术，又当校长，也带学生。我是坦白，一个人精力有限，当了校长，怎么可能像当教授时对学生投入一样的精力？实事求是嘛。

权VS钱

“我不要权，我要的就是钱，要生存权”

南都：高校腐败也在被热议，都说基建和招生容易出问题，你怎么看？

郑强：放大了，肯定不是普遍的。一出腐败分子，都说是体制原因，我说实话，个人原因更大。同一个体制下，为什么有的人就不犯错呢？关键是法律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到位。中国人不尊重法律，践踏法律比没有法更危险。

外面的人都以为大学招生可以随便。不管是浙大、贵大，少一分，我校长敢开后门吗？全部上网的，全校都盯着你。好像校长手上有名额，哪里有，完全没有的。

南都：关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你在治校中有没有遇到阻碍？

郑强：不要说过头，有些地方院校还想要中央管呢！我觉得没有什么权想要的，我要的就是钱。我开玩笑，发达地区的高校“吃饱了”，讲民主和自由，没吃饱的要生存权，要发展权。

个人评价

“我不愤青，不要把真诚当愤青”

南都：之前大家叫您“愤青”教授，会不会成为“愤青”校长？

郑强：没有，叫我强校长。我得到了“2014中国好校长”称号。我不愤青，我是个很讲道理的人，我热爱音乐，演讲好，有时候说话有点急。不能把真诚真挚当愤青。(直接的人太少了？)高校校长挺儒雅，我向他们学，但我改不了我自己。(您对自己的评价)？真心真情做事做人，哪怕受了欺骗也不回头。老实人一定要吃亏，但老实人一定不吃大亏。

南都：会不会因为太敢说说话太直，有困扰？

郑强：当然有困扰。我要得到那些不说话的人的同等认可，我需要花更大的精力，首先就需要改变别人对我的印象，你说多累啊，累……

南都：有报道说您16个小时呆在办公室？

郑强：工作原因，我是一个人去的(贵大)，我要洗衣服，一洗就是二十几件，全部是我自己洗，办公室就是我的家。三年时间，把几乎全部黑发搞成了现在半头白发。有些苦，很不容易。没点信仰，没有情感，哪里扛得住。我也想说，要大家谅解，我努力未必事事满意。

南都：什么信仰？

郑强：做点事，为孩子做点事，为中国老百姓、教育做点事。考入贵州大学的分数可能不高，但你听强哥的，现在开始“用劲吃奶”，贵大照样可以让你成才。

采写：南都记者 贺蓓

（原标题：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大学总要有行政人员 不让教授当，让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