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在科学后发国家，科学与政治总是紧密联系着。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对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改变了许多科学家的学术生涯和个人命运。

华罗庚成名后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40年3月4日上书教育部长陈立夫为科学和教育建言，到1943年上书朱家骅谋求他对“科学研究励进会”的支持和为筹备中的中研院数学所献策，直至1946年8月在庐山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上万言书。看起来，华罗庚与国民党政府高官日益接近。华罗庚甚至曾对人说，四十岁以后想从政。但从华罗庚与这些政治人物的来往看，他的建言并没有超出科学和教育的范围。“从政”云云，不过是为了施展他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抱负。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迅速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他在归国途经香港时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下了大量的表态文章。从思想改造、学习苏联，到批判胡风，“大跃进”、科研群众路线等等，华罗庚都积极跟进，堪称科学家紧跟党的代表人物。华罗庚的政治态度赢得了高层的赞许，为自己披上了保护色。

然而在知识分子和同事同行之内，对其则另有看法。如陈寅恪在1957年初华罗庚获得科学奖金一等奖、名声如日中天之际，就明确向竺可桢表示“颇不以华罗庚为然，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这一类老辈的批评，似乎印证了过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一些人对他的批评，更支持了包括数学所内的一些对华罗庚持批判态度的人认为他搞政治投机的看法。其实，华罗庚从一回国就背上了政治的历史包袱，从思想改造运动起，他就被一些人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的典型人物。为了自保，每遇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他就不得不积极表态，自我批判。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吊诡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长期以来对华罗庚推重有加，华国锋也保护他，胡耀邦称誉华罗庚为“我们的国宝”，但却总有人挑他的毛病。有的人甚至总是揪住他所谓的问题不放，想把他打翻在地，让他不得翻身。同样的政治问题，为什么高层和基层的看法如此不同，除了对于政治标准的不同理解之外，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政策宁左勿右以求进步或自保，还有人的私心也在起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在科学规范之外，掺入和突出政治标准之后的必然趋势。就华罗庚的情形而言，则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1949年以后，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导致了在科学界政治标准常常高于科学标准，甚至取代科学标准，进而扭曲了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消解了通行的学术规则，常常使得真正的学术带头人无法在科技界发挥正常的作用，甚至被边缘化，而一些善于利用政治的人则成为科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而妨害着科技事业的正常发展。这种状况一旦形成即固化为一种体制性的弊病。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华罗庚作为数学界的代表出任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中科院建立学部的目的，是为了扭转行政领导过于强大、学术领导捉襟见肘的局面。然而在当时的体制下，学部的性质和任务从一开始就得不到明确，无法从制度上保障让优秀专家发挥应有的作用。

科技界的生态变异，致使有见解的科学家在激进的政治形势下常常会沦为挨整的对象。“仆人（或亲人）眼中无伟人”，华罗庚的一些独特个性，在他的英美苏等国外同行眼里根本不是问题，但在政治的考量下，却被他的一些同事和同行不断放大，包括他对科学教育的一些真知灼见，都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横遭批判。终而至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华罗庚不是一个向命运低头的人。不断恶化的政治形势逼使他不得不跟进和适应政治形势。他的学术转向，虽说是他主动适应形势的行动，但归根结底还是被迫的。作为一个学术造诣高超、有理想有抱负的数学家，当他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普及数学知识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有多少遗憾和无奈。他的“慷慨掷此身”的豪迈诗句里边，其实包含着无尽的悲怆。

在中国特色的科技体制里，科学家的政治待遇往往比来自科学界的评价更重要。华罗庚的晚年终于云开日出，他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待遇都得到进一步提升。1978年3月，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去世前不久，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达到了他的政治待遇的最高峰。他在日本讲学时的猝然谢幕，给他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华罗庚的生平虽然已有王元院士的优秀传记，但他的后半生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重新书写，其曲折精彩和丰富的意蕴，绝不亚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因为华罗庚的后半生，不单是他个人的故事，也是中国现代数学乃至中国科学的一段沉重历史，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