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院士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实习生 苏文师

“自打被视为学术机构后，人们就开始抱怨学校把太多的精力用于研究生教育。在一所优秀的大学里，本科教育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岭南师范学院一场名为“问教问学”的讲座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李培根用这段话来引发听众反思当前的大学教育。

李培根曾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演讲《记忆》，在场7000多名毕业生起立高呼“根叔”，“根叔”尊称不胫而走。

根叔问教问学，对当前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教育是在不断改革中发展的

面临挑战、存在问题，并非现在的教育所独有，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停止过教育改革的步伐，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在进行改革。您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李培根：在谈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考虑这样几个问题。

教育改革——道耶？术耶？教育改革要避免失去灵魂的改革，这是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哈瑞·刘易斯认为，哈佛追求的卓越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在科学研究上的确是卓越的，但在把年轻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这一点上做得还很不够。改革中若忘记了教育之道，只是致力于教育之术，则是失去灵魂的改革。

教育宗旨——器耶？人耶？孔子讲，“君子不器”。其实“君子不器”可以从两方面讲，一个是不器己，一个是不器人。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特别是教育者，既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教书的工具，也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工具。当前，我们的教育宗旨是建立在对教育工具意义上的理解，而不是建立在对人的意义上的理解。

社会责任——服务耶？引领耶？大学的一个重要社会责任是服务，但大学的引领作用更重要。哈佛大学前校长福斯特说：“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者是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我们今天的教育似乎主要是对当下负责。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但大学不能仅仅是社会的风向标，而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尤其是一流大学，应能引领科技发展、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进步。

记者：当今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李培根：我们应该承认今天的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个人认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是“人本”教育。《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仅仅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的这些话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教育说的，但对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教育改革。人们如何看待教育改革？

李培根：教育改革并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专利，人类教育正是在持续不断的改革中获得发展、进步的。

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时代教育问题。比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也曾深刻反省和批评当时的教育：“今天，单个的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人，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整体的支撑，他实际上仍是软弱无力的……一种尝试迅速地为另一种尝试所取代。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法不时地被改变。”

这说明，面临挑战、存在问题，并非现在的教育所独有。关键是要正视问题，科学地分析、研究问题，从而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国家层面的、正确的教育理念非常重要，那是对整个国家教育宗旨的宏观指导。至于具体的教育改革方案，政府不宜过多干预，应给予大学充分的自主权。

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学生

教育要晓喻人们让精神充盈人生，与“你”相遇

记者：您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

李培根：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主导。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体现的是教育者的人文情怀。

教师可能会说，这不是弱化了教师的作用吗？我觉得，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恰恰越是有弱化教师的作用。目前，我们的教育多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形式，即我教什么，你学什么。如果教育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就要依据学生的情况进行教学，最基本的莫过于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有时候，学生的问题对教师是挑战。对教师的挑战越大，教师的作用也越大，也越难以做到。总而言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就是要尽可能地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实践，让学生更好地成为他们自己。

记者：那么教师应该怎样发挥引导作用呢？

李培根：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入世为师——征服耶？适应耶？

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学者何爱国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以“入世而不属世”为特征，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关系，即“理性的征服”。这实际上是批判精神。东方的理性主义，比如儒教，特点是“入世而属世”，即“理性地适应”现实世界。

我认为，教育中“理性的征服”和“理性的适应”都需要。但中国大学教育中非常欠缺的恰恰是批判精神。大学以及大学教师对社会最重要的作用是引领作用。为了实现这种引领作用，教师首先要有批判精神，同时也要引导、启发学生，让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这对他们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

记者：您怎样定位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李培根：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一种是“我与它”。他赞成“我与你”的关系，不赞成“我与它”的关系。

“我与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当我带着预期和目的去和一个对象建立关系时，这个关系即是我与它的关系。不管那预期或目的看起来是多么美好，这都是我与它的关系，因这个人没被我当作和我一样的存在看待，他在我面前沦为了我实现预期和目的的工具。”这是马丁·布伯所不推崇的。

“我与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马丁·布伯谈到教育时说：“教育的目的非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喻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真正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便是这种‘我与你’关系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教师一定要把学生看作一种真实的存在、神性的存在，而不能只是看成教师职业生涯的一种工具。要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根据对方的一切因素来体会这种关系。

把思维带到从未抵达的地方

最高的境界不是知识的抵达，而是心灵的抵达

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怎样理解学习的目的，什么样的学习是真正的学习？

李培根：真正的学习就是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你自己。具体细化为完善人格、树立崇高理想、培养看问题的视野、关心社会和未来等方面。

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培养完善人格是很重要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不能仅仅成为一位专家，还要成为一个和谐的人。完善人格的关键是要懂得人的意义，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责任等的认识。当然，不仅要认识自己的尊严、权利等，还要尊重别人的尊严、权利。

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代青年，应该是真正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的青年，应该有理想。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说，“哈佛大学是否鼓励他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学生是否从全球的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大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所以，同学们在理想与现实方面，既承认现实有不足，又恰恰因为现实有问题，更有责任去改善它。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如果所有人都有这个意识，就会逐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记者：经过几年大学生活，大学生最应该收获的是什么？

李培根：现在很多大学的教育以就业为目的，一些学生的学习也是以就业为目的。这个层次是很低的。大学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知识的抵达，不是就业的抵达，而是心灵的抵达。

记者：这样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吗？

李培根：谈到博雅教育，有些人把博雅教育看作通识教育，有些人把博雅教育理解成创新教育，也有一些人具体理解为书院教育。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助理冯达旋先生说，奥摩姆（Ollmom）博士曾告诉他，“把你的思维带到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对这句话的另外一种理解是，要从大学教育中获得心灵的自由，而不是只学到一些知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曾在奥古斯塔纳学院读书，他说：“在此大学，我能自由自在以我个人的速度阅读、学习及思考。”“自由自在”是说处于一种心灵自由的状态。所以，冯达旋先生说：“‘博雅’不只是行动，不只是课程，不只是学习过程，最主要的是一种‘心灵的思维’。”

记者：在您看来，真正学习好的标志是什么？

李培根：严复有一段话：“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中国人认为懂得的东西越多越好，学到的东西越多越好，而西方人尊崇新知，即新的发现、创造或创新。今天我国政府和大学都很强调创新，但大学教师做研究真正凭好奇心驱动的很少，而好奇心更能驱动创新。另外，我认为，“创新教育不是奢侈品”。创新教育不只是重点大学的事情，也是高职、中专、技校的事情，它们也有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技能。同样，创新教育也不只是优秀学生的事情，每一个大学生都有创新潜能，只不过很多学生的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罢了。

记者：大学生应具备怎样的看问题的视野？

李培根：这涉及“知识视野”和“问题视野”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我认为问题视野比知识视野更重要。问题视野就是要发现问题，即使不能发现新问题，也要善于观察问题、关注问题，这是一种很好的素养，也是一种能力。仅满足于教师教给我们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聪明的学生要去关注问题，尤其是那些大问题，包括社会的、科技的问题。（原标题：大学教育最高境界是心灵的抵达——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李培根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