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郊游时，在小溪旁或池塘边，总有一些神秘的“不速之客”与我们擦身而过，它们行动隐蔽、体态独特，有的拥有神秘变色皮肤、有的则能发出诡异的鸣叫，有的还长着“外星生物”般的巨眼、宽嘴。这是什么动物、它们来自哪里，在漫长的进化中经历了怎样旅程？当我们感慨大自然神奇造化的同时，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生物所，一位生物学家已为了解和认识它们工作了半个世纪。他就是我国两栖动物学泰斗，今年79岁的费梁研究员。

在最近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费梁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国家级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研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被称为中国两栖动物资源最完善的“国情报告”，并获得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从1961年大学毕业踏入两栖动物学科研究，半个世纪的科研生涯背后，是怎样的专注与追求？2月4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近费梁与他的创新故事。

在生物学研究领域，两栖动物是一个独特种群，他们处于脊椎动物中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类群，特有种群繁多、体貌习性各异，对它们的研究涵盖动物生活史、进化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各个层面。在我国，虽两栖动物资源丰富，但至上世纪60年代，对两栖动物的研究尚无系统调查和标本采集，缺少完整的中国两栖动物志等。

1961年大学毕业的费梁参加工作后，就在导师带领下踏入了两栖动物学科研究领域。“当时，新中国的两栖动物研究与国外相比差很远。之前，美国、欧洲一些博物馆、研究所已采集了不少我国两栖动物的标本在国外展出，还发表了若干新物种。这可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物种啊！我们心里非常着急。”费梁说，在当时经费不足、设备短缺等情况下，研究团队就下定决心，国外有的品种我们一定要找到，国外没有的我们要首先收集到并了解它。

与大型动物、鸟类研究不同，两栖动物生活隐蔽、习性独特、特有群落众多，研究工作必须进行大量的野外调研。为尽快跟上国外研究水平，从事两栖动物科研以来，费梁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用于野外作业，最长曾在云南野外工作近4年。

“只有自己找到了、看到了、摸到了，才能对它们更了解。”这是一个漫长的科学探索之旅，费梁团队用标准方法调查了全国的两栖动物，搜集了大量地理分布及生态习性等第一手资料，先后测定了1.1万余号标本，共计17万余个数据。

对于上述抽象数字，还有一个更有力的注解——在如今的中科院成都分院有全亚洲最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那里收藏的480个不同物种的两栖动物标本，都是费梁亲自采集、制作、绘制、解剖、记录的；而为积累相关知识，全馆6万多个动物标本，每一个标本、每一个瓶子费梁都进行过整理分类，都亲手摸过、看过，甚至至今对标本的位置、瓶子中福尔马林的颜色都清清楚楚。

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的专注与追求，在费梁的努力下，我国两栖动物科研取得长足发展。从1977年记录104个物种的我国第一本《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出版；到上世纪90年代，记录270个物种的《中国两栖动物检索》问世；再到2006年，记录420个物种、共计520余万字、8000多副图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及其姊妹著作编研完成，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受威胁状况等最终被“摸清”。而通过扎实的基础调查与研究，费梁还创建和完善了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打破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蛙属的旧分类系统——在世界原有4个蝌蚪类型外，发现和定义了第5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

时至今日，退休后的费老依然工作在野外调研的最前线，去年还与学生们赶赴成都周边的鸡冠山、青城山进行物种调查、标本采集。“有些学生不知道在哪里找得到样本，但对我来说，这些地方的每一个沟壑、每一条溪流，都太熟悉了。”

采访最后，费老还向记者讲一个小故事：上世纪80年代，在多年实地调研基础上，当他首次提出崭新的两栖动物分类体系构建标准时，学界曾表示质疑。此事直到近代，以基因、DNA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生物学诞生，才最终得到证实。“曾有学生问我，当时技术水平那么落后，我是怎么能提前‘洞悉’到这么多事？我告诉他：科学研究不能依靠任何人，必须自己调查过、研究过，摸过、看过、画过，解剖过、记录过，自己才最有数，才最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原标题：半世纪写就两栖动物资源“国情报告”——记中国科学院费梁研究员与他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