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

1939年冬，日军进攻绥西，被中国守军傅作义部击败，史称五原大捷。笔者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时，注意到一个奇特的史实——在被消灭的日军中，有一支勘探队，他们是到这一地区的白云鄂博等地寻找矿床的。

根据文献记载，这件事几十年后还有后续。这支勘探队虽然被消灭，但其成果已经被送回日本。20世纪70年代中日开始恢复邦交的过程中，便有日本商人按图索骥来到包头钢铁厂，要求购买矿渣，但被我方拒绝——包钢的矿石来自于白云鄂博，这里是世界最大也是品种最丰富的稀土矿所在地，限于技术原因，我国对于稀土矿藏当时的利用还不够充分，但总要把这笔财富留给子孙后代。

关于此事，还有一则流传很广但无人证实的传言。据说当日方提出购买矿渣的时候，此事引起保卫部门的重视，一直把报告打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处。于是，周恩来便下令中国科学院对包钢的矿渣进行检验，以确定日方到底有什么目的。可是，因为技术落后，当时的中国科学界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最后，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无论里面有什么，都不能卖，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等待后人确定。

周恩来总理的雄才伟略不容置疑，但要说中国科学界在上世纪70年代还不能判断白云鄂博的稀土矿状况，则多少不符合事实。

1952年，在中苏冶金专家之间曾经发生一次激烈的学术冲突。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为首的外国专家建议中国在包头兴建一个大型钢铁基地，即后来的包钢。而一名中国科学家却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意见，理由便是包钢的原料供应地白云鄂博并不仅仅是一处铁矿，更有特色的则是锑、锰等大型有色金属伴生矿，所以建设单纯的钢铁厂会造成资源浪费，他提出“如果必须先开采铁矿，则应在开采铁矿的同时，使稀土、稀有元素的损失，尽可能小。”

这一意见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受到重视，而且被视为反对苏联专家的典型对待。可是，当我国有关方面希望苏联方面提供一些冶金专家的时候，苏方却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这个专门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叶渚沛。

叶渚沛，祖籍福建厦门，出生于菲律宾，其父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爱国华侨叶独醒先生。他自幼聪颖，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金属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铁、钢与合金的化学热力学与物理化学特性等方面颇有建树。

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又娶了一位美国妻子Marcelia Yeh，叶渚沛先生英文流利，中文却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但这不妨碍他对于国家的认同。希望能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叶渚沛于1933年回国，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学专门委员，并在抗日战争期间于大后方为国防工业建设作了很多工作。因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为，为诺尔曼·白求恩等前往根据地提供帮助，遭到当局排斥，被迫出国。因其在科研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影响，叶渚沛1945年开始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经济事务官。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动员下返回祖国，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长期担任冶金化工研究所所长，是我国钢铁冶金领域的权威和学术带头人。

在科学院工作期间，叶渚沛先生以敢说真话著称，关于白云鄂博的争论便是如此。但他又是注重实际的。例如，在包钢问题的争论中，他既对稀土资源的重要性十分清楚，也充分理解国家对于钢铁的需要，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白云鄂博的矿床分为东西两部分，他建议用含铁量为33.15%，但含稀土仅1%的西矿来代替含铁量34%含稀土5%～6%的东矿。他的意见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重视。但西矿也有缺点，那就是矿藏分散在几平方公里的矿区，要用大卡车把矿石运到选矿厂，主东矿则比较集中，可以把矿石直接传送到选矿厂。短视加上过分重视苏联专家的建议，最终使包钢的早期建设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潜在问题。

不过，叶渚沛先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一方面，在他的推动下，此后攀枝花等矿区开发中坚持了对稀有矿藏的前瞻性勘探，另一方面，包钢在建设中出现相关问题之后，他又积极设法提出新的建议，使其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资源。1960年，他曾经安排冶金化工所的工作人员对包钢矿渣的稀土成分进行分离鉴定。1964年，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曾指示：“白云鄂博是座宝山，我们要很好地开发利用，我们要搞钢铁，也要搞稀土，要综合利用宝贵的矿山资源。”由此可见，所谓上世纪70年代我国科学界对于包钢的矿渣中含有稀土仍然一无所知显然是夸张了。

对于叶先生来说，可能最令人遗憾的是他在1971年便不幸离世于那场浩劫之中，未能看到中国稀土工业的春天，当时冶金化工所也被缩编为一个小半导体厂。1978年，方毅同志视察白云鄂博，主动从中央争取外汇提高对稀土研究提供技术保障。1979年，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率中国稀土、铌、钛代表团访问欧洲，开始了中国稀土开发的国际合作。到2010年，我国稀土产品的出口获益已经远远大于矿物资源的出口，想来如果叶渚沛先生泉下有知，也当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