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成气候协议已连续数年失败，此次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有可能扭转局势。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国际关系教授David G. Victor和斯坦福大学地球、能源和环境学院顾问教授James P. Leape（两人均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成员）近日在《自然》杂志撰文称，各国外交官已经起草了一份可行的文本文件，有可能会被采纳。商业公司和环境组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法加入这一进程。

文章指出，政府、发展银行和基金会正在筹集资金，帮助最贫困国家支付减排费用及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因为关键症结未能解决，会议最终以失败告终。联合国和主办方法国此次为了让所有的力气往一块使，精心制定了谈判议程。甚至宗教领导人也在强烈诉说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危险。

巴黎会议的好消息是将会夯实信心，这是有效达成国际合作的关键要素。政府和企业未来将会投资低碳行业——如果他们认为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此次达成的协议将会证实新的、灵活的自下而上的气候外交模式——以国家承诺为基础适应不同偏好和减排能力——的可行性。与此相对，京都议定书的僵硬目标和时间设置仅对全球很少的国家具有吸引力。

然而，仍然需要一剂清醒剂。现在能够达成协议主要是因为外交官们一直在拖延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如何保证各国对它们的承诺负责。如果关注点发生转移，那么这些商务协定将是昙花一现。

Victor和Leape指出，巴黎会议是否成功仍然取决于未来的发展。当巴黎主协议生效之后，外交官们到2020年之前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公民社会，尤其是商业领域，必须从大胆承诺向节能减排转变。政府和企业必须建立及支持相应的审查和问责机制，以保证遵守承诺，在监督方面非政府组织（NGO）扮演着关键角色。科学家必须进行与政策制定、价值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等密切相关的研究。

商业承诺

达成协定仍然是最重要的挑战。当全球媒体和政治领导人都在紧盯着它们的时候，公司很容易作出承诺。然而，当恶性竞争让它们投资成本高、污染低的技术和实践存在过高风险时，它们就很难实现这些承诺。

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很多企业和政府作出的减少森林退化的商业承诺。2010年，由大型零售公司和消费品公司组成的消费品论坛宣布，其成员将从自身供应链出发不再砍伐森林，尤其是棕榈油、大豆、牛肉、木材和纸浆供应链。有300多家企业作出了这项承诺，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和贸易公司，这家印尼公司占有全世界一半左右的棕榈油供应，该公司承诺不再砍伐森林或破坏泥炭地。

由于供应链条涉及土地管理、油料生产以及消费产品等极为复杂的过程，保证实现上述承诺非常困难，现在已经出现了问题。然而，来自NGO的压力使很多企业承诺将采取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而且它们也担心如果产品和环境破坏有关，会招致消费者的抵制。巴黎大会之后，这些公司的执行官将需要通过相关机构和供应者进行改变，NGO也需要对开展相关行动给予持续压力，同时与公司合作在主要生产国保证大范围的改革。

Victor和Leape认为，让整个行业向更加可持续的生产模式转变，需要政府、商业企业和公民社会的合作。需要采取经济激励措施，这样没有企业会通过砍伐森林获取利润。相关的解决方法可能会因为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但是依然可以遵循一些普适性的方法，包括采取诸如法律手段、财政制度、财产权和公共管理等更好的监管措施。

从很大程度上看，商业企业仍然在观察，巴黎会议是否会成为分水岭。政府在寻找工业界以可接受的减排成本的迹象，并对一些竞争国家是否会采取减排行动持怀疑态度。对于所有对巴黎谈判的良好意愿来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仍然若隐若现，这解释了为什么气候政策需要国际合作、为什么在过去25年的进展微乎其微。各国政府必须克服一些巨大的未知因素，比如减排会存在哪些成本？其他国家是否会尊敬你的贡献？如果国际合作中不能增强互信，那么政治家和企业领袖只会说得多，做得少。

新外交政策

对于巴黎会议的乐观态度主要是因为自下而上的讨论系统，从理论上说，这种模式的灵活性符合一些地区的政策制定，尤其是一些认为合作是必要的但并不知晓做什么可行的地区。国家承诺用外交术语说就是“预期的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INDC）”，让各国政府能够根据国家的优先利益执行承诺。这一方式已经形成了一些承诺，比如美国、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都不喜欢僵化的国际法律义务，但是却愿意从全球目标出发承担自己的减排责任。例如，中国的承诺在有助于减轻全球变暖进程的同时，还可以解决该国对减少空气污染及实现能源安全等问题的顾虑。

仅是承诺也会产生危险。现存的INDC内容都很薄弱，一些国家甚至没有提供任何减排报告，而其工业界则长期缺席气候谈判进程。除非改进承诺系统，否则这些所谓的承诺将会变成一纸空文。这也正是此前一些气候变化议程未能产生实际作用的原因，比如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就是如此，该计划是美国拒绝认可京都议定书之后，在2005年由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参与设立。

Victor和Leape表示，承诺必须包含充足的细节和透明度，这样外交官才能把国家贡献和未来更加雄心勃勃的集体协定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巴黎会议之后，最应该优先做的是为这些国家承诺设立更加严格的标准以及更加强有力的审查系统。

前路漫漫

在联合国体系下，能够实现的仅仅如此——通常在达成协议之后，不情愿执行承诺的国家很容易就能毁约。国家和企业需要在那些规模较小、更加集中、具有实践能力的群体中找到实施方法，从而与更广泛的全球目标形成一致。实现这一点不能仅靠利他主义精神，而是需要关注自身利益，向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让它们重新思考自身利益。

希望让这个更加灵活的减排系统发挥作用的国家应该自愿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对其自身的INDC进行改革或重新审核。美国和中国应该提供去年11月达成的双边气候协定，使其接受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是世界银行的独立审查。这两个国家应该展示在减排承诺上的效力，起到以身示范的带头作用。

企业也需要认识到，要想让人们承认它们的贡献，就需要采取透明化程序和问责制度。在巴黎会议之后，如果企业被证明并没有切实践行承诺，将会在法律上付出高昂的代价。企业承诺应该和政府贡献一起审查，那些领先的企业更应该按照新的管理体系接受独立审查。NGO在解释公司减排承诺、评估切实减排成果以及分析在哪些方面仍须采取更大措施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任务。

对于学术界来说，这个自下而上的外交体系也需要新的技术。政府和企业作了什么承诺，地球需要得到哪些保护？承诺和保护措施之间仍有哪些缺口？科学家仍然需要对这些情况进行周期性的全球科学评估。同样紧迫的还有跨学科研究，以预测这些混乱的、无政府的监管系统如何发挥作用。包括社科学家在内的科学家需要形成合力，观察社会如何发展，政策改革如何实施，同时对哪些措施能够发挥作用进行评估，从而给政策制定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

怀疑论者看到的可能是巴黎谈判过程中的混乱现实，并宣称达成让全球变暖比工业革命前升高2℃的目标落空了。但在Victor和Leape看来，更好的测量标尺是巴黎大会是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产业和政府参与气候变化讨论进程。当巴黎会议结束后，脱碳的真正实践必须拉开序幕。（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