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翔安校区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目前国内高校的多校区管理，大多延续了原有的“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模式。多校区办学会成为常态，在这方面，高校管理者必须积极探索，因势而为，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多校区办学和管理机制。

■本报记者 韩琨

11月底，北京三所高校承担缓解首都压力、外迁郊区的新闻又把大学分校区这一话题带到了关心大学发展的老师、学生以及社会公众面前。

当然，有观点认为此举属于北京市教委对市属高校下达的“政治任务”，不过，我们不妨把话题拓展得宽泛一些。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大学的规模逐步扩大，大学的分校区建设早已不是新鲜事，更在长则数十年短则几年的发展建设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就先后有392所高校自建或开辟了新校区，形成一校多区格局。

今天，就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大学为何选择多校区发展，以及究竟怎样做才能更有利于人才培养及科研发展？

立足学校发展需求

“大学开办新校区最重要的原因是原有的校园容量不够。”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身为教育学者的他，时常被许多高校请去参与新校区发展规划的咨询。

别敦荣向记者进一步解释道，大学开设新校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历史原因、政治任务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数高校已有校区的容量不足，难以满足学校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一般占地面积比较大的高校，很少开设新校区，例如清华大学等。”别敦荣举例道。

大学有多个校区的历史原因主要源于建国后的高校合并潮，被合并的学校原本就不在一处，合并后所组成的新的大学自然地成为了一所多校区的高校，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

就筹办新校区而言，别敦荣向记者解释，高校一般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出于学校扩大办学规模的需求，80%开办新校区的大学都属于这种情况。”别敦荣说。

其次，在于学校功能的拓展，别敦荣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高校的发展规划往往与地方政府或社会的需求相关。

还有一些高校则是因为自身所处的位置不利，希望通过开办新校区弥补这一劣势，“例如，气候不好、地理位置偏僻、所处地区经济欠发达等，到气候和区位优势更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开办新校区，学校发展可能赢得更好的空间和机遇。”

关于常见的高校新校区多设在郊区的情况，别敦荣说，这可被视为高校“不得不”的无奈之举，个中原因也易于理解。高校位于城区的老校区容量有限，周围的土地资源相对紧张而且价格高，外迁郊区就成了相对可行的方案。

“新的增长点”与政府推动

说起分校区，曾经在中山大学东校区和南校区都生活过的中山大学毕业生刘雨立刻向记者分享了她最近在微信朋友圈收到的校园资讯——“正式敲定，‘中山集团大学’再生一胎，深圳校区正式签约”。

她指的是11月初，深圳市政府与中山大学签订的共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合作协议。深圳校区将成为中山大学在广州南校区、东校区、北校区和珠海校区之后的第五个分校区。

“我们学校的校区实在太多了，还有各种附属医院，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才把学校叫作‘中山集团大学’。”她笑着说，吐槽归吐槽，同学们对于母校不断发展壮大看在眼里，还是很开心的。

巧合的是，在采访中，别敦荣也向记者提到了中山大学的发展。在他看来，这是高校近年来在一些社会需求大的地方寻求新的增长点，期待发挥更大作用的积极举措。

刘雨分享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调侃之语：“弱弱问一句：中大深圳校区建立之后，深大还是深圳最好的大学吗？”对此，她笑着解释道，在深圳，基本上深圳大学一家独大，后来清华、北大等高校逐渐在深圳设立研究院，也是看到了深圳的高等教育力量与这座城市的经济与社会活力并不相称。而这，正是别敦荣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大学的“新的增长点”。关于这一点，大学看得到，地方政府同样也看得到。

无独有偶，记者在参观苏州市工业园区时留意到，独墅湖高教区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与北京部分市属高校外迁郊区类似，在苏州独墅湖高教区的发展中，地方政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果斐然。

除了苏州本地的苏州大学设立独墅湖校区外，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所国内外一流高校都在这里开办了研究院。11月25日，悉尼大学与苏州工业园区签订合作协议，宣布成立悉尼大学中国中心，这也是悉尼大学建校以来首次设立海外中心。

关于为何选址苏州，悉尼大学名誉校长贝琳达·哈钦森向记者表示，地方政府的政策以及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都是促成中国中心落户苏州的重要原因。“悉尼直飞上海只需要八个小时，而这里到上海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她说。

“不过，地方政府的作用只在于分校筹建阶段，而新校区落成之后，如何办好它，就是学校的责任了。”别敦荣提醒道。

新校区开张：抱怨很多

事实上，就新校区开办以后的发展而言，“并不尽如人意”也许是最准确的描述。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许多在校学生并不喜欢学校位于郊区的所谓新校区，在他们看来，在新校区生活无异于“被流放”。也许形容得有些夸张，但这的确是很多学生的心声。

小韦曾在北京大学读研，住在与本部相距并不算太远的万柳宿舍区，虽然日常上课都在本部，但他坦率地向记者表示：“对学校的归属感肯定没有比在燕园里住的同学强烈，而深圳研究院的同学估计还要差一些。”

事实上，很多学生不希望远离“本部”，还在于对市区内各种便利的生活、交通以及实习乃至求职机会的眷恋。在这方面，学校的不少老师也有类似的心情。那么，这些来自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是否会被纳入学校发展决策的议程中呢？

别敦荣解释：“老师和同学们有这样的想法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只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可能过于狭隘。整个大学的发展不应该因此被限制。关于新校区的规划发展，应当从整个学校所发挥的社会效益来看待。”

换言之，老师和学生们所抱怨的关于新校区的问题，既然存在，学校应该想方设法地解决，而不是因噎废食。

北京工商大学学生处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在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他们主要在北京市良乡和沙河两个高教园区展开了调查研究，完成了《多校区办学条件下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体系研究》的报告。

研究发现，师生们尤其是学生对新校区的满意之处主要体现在教学设施、学习气氛与生活条件方面，但是，“新校区学生大多感到缺乏内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有封闭感和孤独感。一是师生之间的交流时间少，频率低；二是与同一学校不同校区的学生交流机会少，难度大；三是与其他大学校区学生交流渠道少，活动少”。此外，由于新校区相对偏僻，周围的配套设施一时难以跟上，校园文化生活也不够丰富，都是调研中学生们反映的问题。

就此，研究团队提出建议：学校应当在硬件设施之外，“高度重视学生扩大内外交流的迫切愿望，努力加强综合服务能力，方便学生办事和生活，大力提升文化建设，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构建完整的服务体系”。

“治理能力要跟上”

在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眼中，就多校区办学存在的问题而言，最大的原因还在于高校的管理机制并未能随着办学形势的复杂化而作出相应的创新。

“高校的治理能力应当跟上。”别敦荣说。

目前国内高校的多校区管理，大多延续了原有的“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模式，而这不仅使得治理成本较高，“校领导来来去去也很辛苦，效率较低。”别敦荣说。

此外，多校区高校并没有充分利用不同校区的特性，使其发挥互相补充、互相沟通的资源最佳效用。这也是高校管理层决策未够高明之处。

早在2005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夏祥伟就曾对中外高校多校区分校管理这一问题作了比较研究。

在他看来，国外高校所在的各分校与学院自主权比较大，而就国内情况而言，“高校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情况进行大胆实践，探索多种管理模式，最终建立健全适合自己发展的管理模式和体制”。

如今十年过去，在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研究者的眼中，国内多校区办学的高校并无最佳范例，只有“相对较好”。在记者的要求下，别敦荣举例道：“比如，主校区与分校区之间，各自功能定位比较明确的北京师范大学与其珠海分校，两者之间的办学牵制较少，不仅节约了办学成本，且起到了一定的互补作用。”

可以说，随着社会经济与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多校区办学势必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这已经是高等教育界的共识。

“多校区办学会成为常态，这是值得关注和持续思考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高校管理者必须积极探索，因势而为，努力建设有我国特色的多校区办学和管理机制。”别敦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