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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不端行为惩处不一，是科技界的一个隐忧。有些单位从轻处罚甚至包庇违规的科研人员，使得违规成本较低。这样既不能让违规者付出代价，也不能惩戒后人。自律与严格惩处双管齐下，才能遏制这股学术界的不正之风。

近日，世界著名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种学术期刊中的9篇论文，这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这已是我国学术界今年遭遇的第三次撤稿风波，前后共有百余篇已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遭撤销，而借助“第三方”对论文进行代投、代写，甚至伪造同行评议等学术不端行为，是导致这几起事件的罪魁祸首。

百余篇论文遭撤稿曝“第三方”作假

2015年3月份，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3篇论文，其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8月份，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也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论文，而这些文章也是全部来自中国。紧接着，10月份，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撤销中国9篇论文。三起撤稿事件深深刺痛中国科学界的神经，这些论文究竟因何被撤？

“投稿、回复评审意见违规和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专家信息是被撤的主要原因。”中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说，今年3月第一起撤稿事件发生后，中国科协就从BMC处获得了41篇中国被撤论文的作者信息，并进行了调查。

“这41篇中国论文，出现了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使用相同电子邮箱的情况，这显然不合常理。”黄伯云说，这说明这些论文投稿和回复评审意见是有人在批量操作，也就是“第三方”在帮助论文作者弄虚作假。

对其中的31篇论文进行调查发现，2篇文章作者否认此事，其余29篇论文作者则承认委托“第三方”代为投稿，这其中23篇文章是由“第三方”从投稿、修改论文到发表完全包办；有4篇是“第三方”告知作者投稿进展，作者本人按编辑意见修改，再由“第三方”回复编辑；2篇由第三方投稿，其余环节由作者完成。

“从学术界的惯例来说，论文的撰写、投稿、回应评审意见必须由论文作者亲自完成。”黄伯云说，正常情况下，作者使用自己的邮箱投稿，期刊编辑将论文交由评审人提出问题和修改意见，再由编辑将意见返回给作者，作者修改后，返回编辑。

同行评审是国际学术期刊稿件评审与质量控制的一种基本制度规范，出版方会邀请同领域的专家来评审论文，以判断其学术质量，决定是否录用，因此这是一篇论文能否发表的关键所在。由于BMC要求作者自己推荐同行评审人，“第三方”便钻了这个空子，捏造了虚假的同行评审人信息。

“调查发现，‘第三方’投稿时推荐的评审人，有些姓名、职务和工作单位是真的，而联系所用的邮箱全都是‘第三方’所注册的。”黄伯云说，如此，评审时，论文实际上是返回到投稿者手里，投稿者又冒充评审人评审自己的论文，让自己的论文获得录用。

以此为线索，施普格林集团随后也查出64篇中国论文存在类似情况，10月份，爱思唯尔所撤销的9篇论文也是同样原因。据爱思唯尔集团全球总裁Philippe Terheggen所述，审稿人惯常使用的电子邮箱，其后缀多显示为学校或研究院所的机构邮箱，且地址多是名字或姓名缩写，但这些作者提供的审稿人邮箱是一些门户网站的邮箱，针对这类情况进行调查，甚至发现有些作者提供的审稿人邮箱IP地址竟和作者自己的IP地址一样，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据此怀疑这些作者提供虚假审稿信息，违反了投递论文的惯例和科研规范，而论文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也随之丧失，撤稿成为必然结果。

监管缺失致论文生意猖獗

随着中国科协调查的深入，这几次撤稿事件的关键角色——“第三方”也逐步浮出水面。在对第一批被撤稿的论文进行调查时，有20位作者承认“掏钱”购买了“第三方”所谓代发论文的服务，其中有18篇论文所委托的第三方为企业，15篇论文作者提供了委托企业的名称，甚至出示了双方所签订的合同。

“拿钱去买论文，是极其严重的违规行为！”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委会的顾问委员王志珍院士称，在获悉还有第三方介入并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时，感到“太丑恶了！太令人震惊了”。

然而，这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曾估算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为1.8亿元至5.4亿元，2009年这一估算已近10亿元。尽管这一行业的隐蔽性致使这种估算非常不准确，但买卖论文在中国已成规模是不争的事实。

“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下，以代投论文为关键词，出现了1000多万个链接。”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快报》主编、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院士说，他曾随意打开几个链接查看，发现都是职业的代写公司，不光代投、代发国外的学术期刊，还包写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以及其他各种文章。

“反正就是全包，有需求它就代理，甚至还强调自己是诚信服务，不满意包退费用。”朱邦芬院士说，这既使中国科研工作者的信誉受损，更破坏了科技期刊赖以存在的学术严谨性基础。

然而，中国科协在调查时发现，尽管论文买卖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甚至已获知了部分从事这项交易的企业名称，却拿这些企业无可奈何。

“这些公司往往借着科技服务的名义，暗地里却进行代投、代写甚至伪造论文和同行评议的勾当。”朱邦芬院士说，但由于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规对这些公司开展“科技服务”作出明确界定，也没有相应的执法机构从事这方面经营活动的管理，因而既无法确定由谁来监管，也无法判定这些企业从事的论文买卖是否违法违规。

乱象丛生，而这一行业目前根本没有行业性自律组织，更无法指望行业自治。

“应该建立合理的处理机制。”王志珍说，“尽管不是刑事犯罪，但明显是违反科学道德的违规行为，这些企业就应该被揭露、曝光、罚款、取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则表示，目前许多这种论文公司都隐藏在网络上，没有具体实体，服务者与论文作者甚至都没有见过面，查处起来非常困难。如果能够通过与其他执法监管部门联合，使用一定的公安侦查手段，从网络上找到论文代写代发公司来进行惩处，将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遏制歪风须自律与严惩双管齐下

Philippe Terheggen所提供的《美国科学院院报》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在关于“论文欺诈或疑似欺诈”的统计中，美国、德国、日本排名前三，占总数的70%，而中国排在第四位。

尽管中国并非被撤稿最多的国家，但低质量和虚假论文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学术评价的公正性，也破坏了正常的科研氛围，对科研创新的影响更大。“如果假的科研成果充斥整个科学界，科技创新就无从谈起，老百姓就不会再信任科学，长此以往，科学研究的根基就被瓦解了。”朱邦芬说。

为此，今年9月，在中国科协对前两起撤稿事件调查取证之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曾在“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论坛上”公开痛斥：“今年以来发生的撤稿事件，在国际学术界，给我国学术界的声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再次表明我国学术界仍然面临着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的严峻挑战。”

随即，中国科协发布了针对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五不”准则，希望以此唤起科技界的自律意识，自觉抵制不端行为。

然而，调查中，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委会的成员们也发现，尽管撤稿事件在我国科技界造成了恶劣影响，但被撤稿作者所在单位对撤稿事件的认识处理并不统一。

根据中国科协的调查结果，中国医科大学不仅对撤稿事件的作者进行了严厉的处罚，还在该校网站上公布了处罚结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对获得其基金项目的撤稿论文作者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介绍，近年所申请的基金项目中如有以撤稿论文为前期基础的，就要被取消基金申请。已经拨付的基金款也要被收回，如在基金项目进行过程中发表了撤稿论文，则从撤稿论文发表时间开始停止其基金项目资助。但仍有其他单位撤稿事件的作者不仅没有被处罚，还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仍被评选为当地的“优秀青年”。

朱邦芬和王志珍都认为，对学术不端行为惩处不一，是科技界的一个隐忧。有些单位从轻处罚，甚至包庇违规的科研人员，使得违规成本低。这样既不能让违规者付出代价，也不能惩戒后人。自律与严格惩处双管齐下，才能遏制这股学术界的不正之风。

“这种严重违规的事，越是遮遮盖盖，影响越不好。”王志珍说，中国每年有几十万份论文投递出去，出事的相对来说只是很少一部分，公开透明处理得好，并不会降低声誉，反而能提高信誉度。她同时也提出，要根治这些问题，还应从建立科学的分类学术评价机制入手。（原标题：中国论文批量被撤藏何隐忧）

（本报记者 詹媛 杨舒 本报通讯员 任洪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