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9日，郑州，一位老人倒地后流血，过路市民拍照留证后去搀扶老人 供图/CFP
10月16日，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应飞虎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其中提到2004年以来的149起因扶人引发纠纷的案例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应飞虎在文章中提及的数据昨天引发不少网友热议。应飞虎昨天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些数据是自己历经4年不断搜集的，自从2011年“小悦悦事件”后，他就开始了关于“扶人案例”的研究。应飞虎希望通过研究结果告诉大家，老人并非不能扶，真相几乎都会通过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浮出水面。同时，也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立法，给“好人”一个说法，给“坏人”应有的惩罚。
“扶人数据”引发众网友热议
10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应飞虎《九成真相率如何突围“扶人困局”》的评论文章。文章对从2004年至今年10月的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其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而最近两年，随着探头等设备的普及，真相查明率已超过九成。2014年以来的21个案件，有20个案件的事实真相通过监控或证人证言得以发现。”
“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等数据被多家媒体转发，很多人对数据的来源和研究方法感兴趣，有不少网友评论，“必须实行诬告反坐，加大讹诈者的犯罪成本，再也不能揭穿后教育了事。”也有网友希望尽快立法加大诬陷者的成本。
根据应飞虎的统计，84起被扶者“恩将仇报”的案例中，仅有1例受到了扣留的处罚，但因违法人员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在32起肇事者冒充好人的案件中，有对肇事行为进行处罚，但没有对冒充好人的行为进行处罚，对恩将仇报的讹人者和冒充好心人的肇事者处罚率基本为零。
“小悦悦事件”促成研究项目
昨天，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应飞虎告诉北青报记者，文章的数据来自自己四年多的统计。这些案例主要是从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上逐一收集的。
应飞虎介绍，最早关注到扶人事件，是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轧，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只有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当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小悦悦事件”之后，应飞虎开始关注和搜集扶人事件的相关材料，并将它们制作成表格。北青报记者从其发来的表格看到，上面有扶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基本时间和媒体报道的标题等基本要素。
随着研究的进行，应飞虎先后在多家媒体发表与“扶人”相关的文章。应飞虎说，目前“扶人研究”是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机制研究——以扶人问题为中心》的成果，自己还在撰写一篇两万字左右的学术论文。
数据显示“老人还是可以扶的”
应飞虎说，随着搜集材料的逐步推进，自己也发现了这些事件的一些共性。尽管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但共同点非常多，比如讹人的较多为老太太，而在研究扶人问题的负面影响时发现，不被扶起而死亡的几乎都是老头。
在扶人被讹以及肇事者冒充好心人的事件中，最多会涉及到倒地者、撞人者、救人者、逃离者四类人，情形也极其复杂。如倒地者可能是被他人撞倒，可能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独立事件），也可能是故意摔倒（碰瓷者）；救人者可能是与倒地不相关的他人，也可能是撞人者。
在研究中，也有“可喜”的发现，比如近两年来九成以上的事件真相最终都通过监控录像、目击者作证等被还原。
应飞虎介绍，自己发表研究结果，一方面是希望告诉大家，老人还是可以扶的，绝大多数案件的真相最终会通过先进的技术等多种手段还原，另一方面也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立法，给讹人者应有的惩罚。
建议加大对诬陷者的经济处罚
应飞虎认为，应该加大对诬陷者的处罚。“在法律责任体系设计中，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的后果。某些违法行为，看似后果轻微，但其后续效应却会极大地减损社会的道德资源，破坏好人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行为具有极大的负外部性，因此应该设定比目前更为严厉的法律责任体系。”
应飞虎说之所以强调加大对诬陷者、逃逸者和装好人者的执法力度，是因为在实际的案例中对诬陷他人的老人几乎没有处罚的案例。比如，70岁以上的老人不执行拘留、老人经济能力差等导致最终老人只是“赔礼道歉”。
“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合适、有效的针对诬陷者的法律责任，比如在证据确凿的情形下执行拘留；考虑加大经济处罚的力度，等等。”应飞虎说。 本版文/本报记者 刘珜
新闻内存
人大代表和学者建议出台“好人法”
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针对救助者的立法，但全国各地均有人大代表或者专家学者呼吁立法，加大对讹人者等“坏人”的处罚力度。
2013年1月，王树安等11名河南省人大代表建议，应出台《河南省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
2013年8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开始实施。规定提出，当助人者和被助者发生纠纷时，助人者不用自证清白，举证责任由被救助人担负。同时，《规定》指出，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经法院查证属实的，依法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4年3月，人大代表周洪宇呼吁制定《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他建议，国务院有关部委应高度重视公民救助行为立法工作，尽早制定出台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条例要将救助行为免责作为核心内容，对歪曲事实真相、诬陷救助人的被救助人规定相应的惩戒措施。
在北京，2015年7月24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北京市政府关于《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个人在医疗急救人员到达前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的行为受法律保护。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的人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帮助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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