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饶毅

饶毅，著名海归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参与中国科研体制改革20年，多次撰文抨击中国科研体制和科研文化，被称为“温和的改革派”、“批评性的建设者”。

十一假期的午后，燕园的阳光不错。一年前，饶毅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搬到了校园东南角的一栋楼里。这一次办公室和实验室终于集中起来了。每天早上起床，他再也不用纠结，到底是去办公室，还是去实验室。

饶毅新办公室北面的墙边，倚着一个大书柜，门是透明玻璃的，里面塞满了英文大部头。饶毅穿着红毛衣，靠在书柜玻璃门前的椅子上。他现在的生活，除了到北大授课，指导学生实验，参加学术讨论，就是为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撰文选稿。

说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眼睛亮了起来。

“这是我坚持了42年的事情。”饶毅说，创办《知识分子》，和他小学四年级时，和小伙伴一起办墙报一脉相承。因为，都是和一群人，做好玩、有意义的事情。

饶毅和小学一起办墙报的同学

8年前，饶毅和施一公先后回国到北大和清华任教，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随后，在北大生科院院长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撰文抨击科研体制和文化、2011年落选院士，都一度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饶毅说，他坚持做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永远是动态的。“这样的目标才有趣。”他说，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呼吁，或者身体力行。

分享知识是好玩、有意义的事

10月5日下午5点30分，诺奖委员会传来捷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饶毅的晚饭时间被密集的电话打断，他停下晚饭，开始为他主编的微信公号《知识分子》撰稿。

文章是旧文，是2011年饶毅与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屠呦呦和张亭栋从中药中发现化学分子的成就。在公号推送文章的按语中，他连发了六个反问，希望大家反思中国科学界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体制，在浪费钱，还是能够出现更多的重要工作?我们的文化，是在压制人，还是能够支持更多的屠呦呦、张亭栋?我国科技界由无德、无才、无能主导的现象，是否应该得到改变……

文章当天的阅读量超过了50万。

作为一个刚刚上线一个多月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成绩让他很满意。

与此前和鲁白、谢宇创办的《赛先生》相似，《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线后，饶毅除了撰写科普文章，偶尔也写影评。对于传播科学知识，饶毅和编辑们近乎狂热——公众号每天只能推送一次，一天晚上23点，编辑部刚刚推送文章后，凌晨刚过又迫不及待推送了新的一期。

每天早上醒来，饶毅看到好玩的科学研究成果，或者不错的文章，都会发给编辑部，让编辑找时间在公号上推送。在他看来，每一次分享，都是在和公号背后数目庞大的订阅者“共享人类的知识、共析现代的思想、共建智趣的中国”。

漩涡中的改革

时间回到八年前，45岁的饶毅刚刚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呼吁了多年的中国科研教育体制改革，这一次，终于找到了支点。

甫一上台，关于学院机制体制、改变院内学术风气的政策迅速铺开：教授预聘制，2007年以后，新晋科研人员的起步职称只能是助理教授，十年内两次通过国际同行评审才能晋升;实验室交接制，一改原有的“大教授培养小教授”制度，“老教授”退休后，PI(实验室负责人)不能由原有的副教授自动接管，而要全球海选;学生课程改革，本科生革新授课方式，研究生实行轮转制……

“改革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饶毅兴奋地说。

比如学生们学习的动力更足了。饶毅说，他从学生中感受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就连中秋节，学生们也要拉着他去学术讨论。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几年生科院培养出的学生，出国的人数更多了，“可见学生和国际更接轨了。”

多位受访的北大生科院老师也向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表示，确实感受到了改革带给学院的活力。一位老师举例，饶毅改革中建立的公共仪器中心，改变了以前实验器材被一些老师独占、成为私有财产的状况，“器材的利用率提高了很多”。

但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学院内部，支持的声音有多少，反对和怀疑的声音，就有多少。

2008年，当饶毅提出要关闭一个木本植物发育生物学实验室时，立刻遭到该实验室负责人、一位退休教授的反对。这位老教授在网上发帖，希望饶毅“刀下留人，不要将基础科学赶尽杀绝。”

饶毅在博客上做出了回应：PI(实验室负责人)的决定权在学校，不是在个人，而且每个PI都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

2008年周光召生日，饶毅和周光召夫妇

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实验室最终关闭，人员得到妥善安排。但这位老教授却永久地站在了对立面。北大生科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个事情恰好反映了学院内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无法融合的现实。

但生科院的一些老师，还是敬佩饶毅当年推动改革的勇气和魄力。“他的改革很有成效，可惜北大是一个老学校，里面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还有一些想法很好，但被困于中国特色。”一位老师评价。

2013年9月，饶毅正式卸任。一次午饭，生科院的一位老师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当院长。饶毅想都没想就回：“你见过哪个院长，做出杰出成就的?”

其实此前，饶毅已经多次表达过卸任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卸任院长职务，才能知道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体制机制，才算真正完成改革。如同他在2003年时，把主持了三年的bio2000课程，交给其他老师主持一样。“不同的老师，才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

“四十几岁学吹打”

饶毅觉得，比起老教授的“明枪”，让他更苦恼的是“暗箭”。

“我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中国的人际关系。”至今为止他都觉得，回国后的前两年，面对内忧外患，是他最苦闷的时期。

比如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某些项目评审中有倾向性，刻意为难他的项目。

比如原来关系要好的朋友，在他当院长之后，莫名其妙地开始疏远他。

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拼凑起了饶毅最苦闷的两年。国内的同龄人已经浸润在这种文化里，对所有的恶意都做好了准备，而他离开中国22年再回来，要重新交学费，是“四十几岁学吹打”。

那时候，饶毅大多数朋友都在美国，儿子年纪还小。“不知道要跟谁说，因为难以确定谁值得信任。”他担心，如果向别人倾诉，万一被说出去，可能会让事情更加恶化。

2001年，饶毅和儿子在郊外骑自行车

彼时，同是改革合作伙伴的施一公，是他的主要倾诉对象。对施一公来说，那也是他们抱团取暖的时光。

一次，施一公发短信给饶毅，倾诉他的挫折和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信：“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没等回信，饶毅又来了第二条短信，“如果要撤，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

后来，施一公说，他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撤。与好朋友共同进退，互相倾诉，就是苦闷最好的排解方式。

鲁白和梅林，是大洋彼岸的支持者。“每天要接到饶毅的三四封邮件，一个礼拜打好几次电话，有吐槽，但更多是苦水。”鲁白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他能做的只是安慰，让饶毅坚持。

饶毅觉得，自己具有过滤负面情绪的特殊功能。“时间一长，什么都忘了。”多年前的苦闷，当时化成苦笑，最后都不记得了。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成功就是从失败到失败，也依然保持热情’，对我来说，是‘高兴就是从痛苦到痛苦，也依然保持热情’”。他说。

这段时光，反向激励了鲁白。看多了饶毅的倾诉，还在美国的鲁白觉得“回国遇到的困难也不过如此嘛”。2009年，鲁白也回国，出任一家跨国公司中国区研发部副总裁。

做一个有趣的人

卸任之后，饶毅觉得生活更加纯粹了。最喜欢的科研和教学重新回归，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偶尔他还会想起，网友曾把他叫做“科学界的鲁迅”。因为2004年和2010年，他在《自然》增刊和《科学》与人合作撰文抨击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犀利直白的言辞，让人印象深刻。

时过境迁，饶毅觉得，“批判性的建设者”这样的标签也已不再适合他。现在，他更希望做一个有趣的人。

在学生和朋友眼里，他早已经是“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

饶毅的一位学生回忆，一次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年会上，大家都在认真听报告，突然发现前排有水滴下来。大家都以为是房顶漏水了，最后才发现是饶毅悄悄把水洒到了空中。

另一次，是他和施一公一家去京郊一个度假村。碰巧，度假村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还没和施一公聊几句，饶毅就跑到婚礼现场与人交谈了。施一公还有些纳闷，以为饶毅碰到熟人了。不一会儿，饶毅灰溜溜地回来了，说他假装新娘的舅舅进去，结果被新娘家人发现了。

再比如，当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普通人连名字都听不懂的项目时，他研究的是果蝇打架和小白鼠的性取向问题。饶毅的一位学生说，饶毅在科研方面的兴趣很广泛，很喜欢有趣的研究。

北大生科院不少学生还记得，2009年元旦晚会上，饶毅和学生一起表演相声《讨饶》的段子。学生问：“你和施一公写中国科学教育应该改革的文章，赚了多少稿费?”饶毅回：“他们经常忘记给我稿费。”

忘给稿费当然是一句玩笑，但写文章的初心——推动科研教育体制改革，饶毅从未忘记。短暂的沉默可能只是缺少时机。

鲁白说，饶毅永远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推动相应的改革。比如，2011年，饶毅落选院士，立刻撰文声明以后不再参加中科院院士评选，本意是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家的评价方式上来。“他不在意这个声明可能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是无私无畏的。”

屠呦呦获诺奖或许就是这样的时机。

从10月5号开始，在《知识分子》上，饶毅每天都编发有关屠呦呦的文章，每一篇都不忘反思中国科研体制。在这个时刻，他一直坚持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新京报记者 张维 编辑 胡杰 主图摄影 侯少卿

饶毅和新京报的12年

2011年8月22日，《新京报》刊发《饶毅：落选院士并非学术原因》，这是8岁的《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和49岁的饶毅第一次相遇。

自此，《新京报》见证了饶毅生命里重要的节点事件：2011年落选院士，2013年卸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赛先生》……

同题问答

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饶毅：做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动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这些目标永远都是动态的，没有终点的。动态的目标才有趣。

以后要和这些人一起继续做下去。这些年的效果是很明显的，科研和教学的成果都提高了。希望我们的改革可以影响到其他地方。

新京报：在你的生命里，有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持的?

饶毅：比如从小学办墙报到创办微信公号《知识分子》。比如推动中国科研教育体制改革。

新京报：坚持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痛苦呢?

饶毅：如我前面说的，交一群朋友，做好玩、有意义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价值。我碰到的痛苦，都是中国的人际关系，直到现在都是。

新京报：你的座右铭或者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饶毅：我思，我试，我乐。想些事情，具体去做，之后不管什么结果，都高兴。

新京报：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饶毅：在中国，不能太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我这个人很乐观，所以我经常轻信人，我注意到自己做事的方法可能有问题。经历了很多，因为太轻信别人，所以别人背后捅你一刀的时候会很难过。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最奢侈的是什么?

饶毅：我的主业(做科学研究)是可以让自己高兴的事情。我的工作让我可以不以时间和精力去拼事业。

新京报：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饶毅：可靠，有趣，有意义。可靠就是可信任;谈吐、见解或者职业里面至少要有一项有趣;有意义就是他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赚很多钱是没有意义的，但赚钱教了孩子或者解决了农民的生产问题，这才叫有意义。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目前的心境?

饶毅：有趣。（原标题：饶毅海归之后：最大的痛苦，是中国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