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近日两则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新闻颇能反映出中国教育改革存在的尴尬处境。一则是:黑龙江某高校出台政策,新入学硕士研究生缴清学制期学费,享受全款的九五折优惠。此举成因新闻没有提及,抛开深层动机不谈,这则信息直观反映了高校目前普遍缺钱,而且已经到了不惜打折预支的窘迫境地。另一则新闻同样令人震撼,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15届毕业的231名统计学硕士中,有近200人是中国学生,占总数的80%以上,有人戏言,哥大统计系被中国学生承包了。众所周知,像哥大这样的著名大学学费不菲,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拥有庞大的研究生生源潜在市场和巨大的教育支付能力。这两则新闻连起来看,恰好能反映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扭曲:端着金饭碗要饭吃。
中国高校的运营经费来源,大体有三大块:政府财政拨款、学费以及各种创收收入(著名高校还有可能获得各类社会捐赠、融资等)。而大多数普通高校的创收与捐赠收入非常不确定,真正稳定和靠谱的经费来源渠道只有财政拨款和学费。在国家总体教育经费增长缓慢以及招生自主权严格管控的背景下,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化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状况直接制约了高校的正常发展。在政府与市场的错位配置中,就出现了难以克服的改革表征综合征,即中国大多的改革仍然停留在形式层面,根本没有触及到改革对象的实质结构,因而出现了改革口号震天响,改革成效乏善可陈的怪现象。为了彻底扭转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顽疾,需要真正触及改革实质: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对于教育体制改革而言,就是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针对运营经费短缺的局面,只有适当放权,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高校自主招生,学费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方可极大地缓解运营经费紧张的局面,从而真正实现高校运营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改革构想。
依托市场解决高校运营经费短缺局面是具有现实基础的。这得益于中国公众的传统文化认知与积累的经济基础:其一,中国文化比较重视对孩子教育的投资,这种传统历史悠久;其二,中国高等教育目前仍处于卖方市场,这个基本面没有改变,即供给有限,需求巨大,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这也预示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据测算中国出国留学市场价值约为2000亿元人民币,2013年中国留学人数为41万,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和本科生及以下的留学人数比例约各占一半,如此算来,仅研究生出国留学的市场价值就约为1000亿元。如果这些“出口”的研究生有三分之一转“内销”,也意味着300亿元的市场份额。以上文提到哥大统计学研究生为例,相信国内也有很多大学可以培养统计学硕士研究生,毕竟硕士阶段还没有涉及太多的高精尖前沿问题,如果国内学校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招生权和学费定价权,那么,国内高校也可以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杯羹的。如果能成行将极大地缓解教育经费不足的困难局面,同时也可以借此激励高校注重教学。遗憾的是,当下的教育体制既不能给高校比较充分的财政经费支持,又不允许高校拥有招生的自主权和学费的定价权,因而,就出现了端着金饭碗要饭吃的局面。
当下所谓的鼓励高校运营经费来源多元化的倡议,在没有实质性的结构变革之前,就是一句漂亮的空话。由于中国社会没有捐赠高校的习惯与偏好,因而,不是所有的高校都能从社会上获得大量捐赠,也不是所有学校都有能力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高校所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教育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体制冻结,高校也就基本丧失了任何改变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社会,高校转变需要经费支持,但它所拥有的唯一能够用来换得收益并改变自身状况的资源又被冻结,稍有作为就触碰政策红线,因而,只能眼睁睁地陷入退化模式,在马太效应的放大作用下只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黑龙江某高校在无法扩大经费来源的时候,通过预支未来收入来实现改变当下状况的努力,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知道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僵化结构的背景下,只能寄希望于用时间换空间的方法来寻求解决当下遇到的困难。这种预支未来的做法会导致高校未来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降低,实在谈不上高明,但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相信留学生“出口转内销”这块大蛋糕很快就会被各级管理者认识到,并达成广泛共识,最后以政策形式进行控制与分配,毕竟它的潜在收益巨大,而且又可以解决高校普遍存在的运营经费紧张的困境,对于信奉功利主义的管理者而言,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对此我们充满信心。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操作层面不随之进行深入的配套改革,那么,这项改革将造成学生与老师的双重伤害,从而把一项有前途的发展空间彻底堵死。通俗点说,改革的收益如何分配?如果出口转内销的收益不被用于支撑学生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及提升相关服务,增加高水准师资、补偿一线老师的合理利益诉求,那么这项政策很快就会被市场遗弃。以往的大多数改革之所以后来遭到诟病,大多原因皆在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没有处理好。至于质量控制问题,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技术问题,容易处理,毕竟最终选择权在学生手上,如果不能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务和产品质量,市场会选择用脚投票的。
流行多年的赔本赚吆喝的所谓改革可以休矣。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努力与尝试可以真正倒逼我们僵化的教育体制进行深层改革。一旦时机错过,选择窗口关闭,留给教育界的只能是无尽的挣扎与自救。(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5-10-15 第7版 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