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人类，尤其是最贫穷的人口，倍受寄生虫病的困扰。

北京时间10月5日17:30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名单出炉，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日本药物科学博士大村智（Satoshi ō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Youyou Tu）分享大奖。获奖理由是“发展了一些疗法，这对一些最具毁灭性的寄生虫疾病的治疗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不以牟利为目的

全世界有1/3的人受寄生虫影响，特别是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以及中南美洲的人。

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就是两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河盲症会造成患者角膜感染，最终导致失明。而淋巴丝虫病会使患者慢性肿胀，造成终生的红斑并致残。从1970年至今，大约有三分之一居住在西非河边乡村里的人在成年之前有可能变成盲人，而世界范围内感染淋巴丝虫病的人也约有1亿。

大村智长期从事微生物活性物质研究。1975年，他在一家高尔夫球场的土壤中发现了新种的放线菌，并成功分离出新菌株移植到实验室；在默克医疗研究所任职的坎贝尔则从大村智手中收购了大批链霉菌菌株以探求其功效，并证明其中一个菌株对牲畜寄生虫非常有效。这种活性物质被提纯后，被命名为“阿维菌素”。

阿维菌素发现后，挽救了接近2亿人的生命，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大村智专门研究贫穷所导致的疾病，他的获奖是众望所归。”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副所长叶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只要诺奖颁发给寄生虫病领域，大村智必是绝佳人选。

坎贝尔也是如此。他所在的默克医疗研究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诺奖委员会将大奖颁发给这一领域，说明其更多的是看重科学家给人类带来的贡献。”叶阳说，不管是疟疾、河盲症还是淋巴丝虫病的研究，都是在为人类做贡献，而不是以牟利为目的。

中国离诺奖最近的女人

屠呦呦分享了一半的诺奖奖金。早在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时，她便被称为中国“离诺奖最近的女人”。

“获得这个奖，甚至比获得诺贝尔奖还要厉害。”在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就曾公开表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希望非常大，只是现在年龄太大了。”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人类对疟疾的记载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直到现在，全世界依然有有数亿人感染疟疾，每年的死亡人数依然接近百万人。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眼里，屠呦呦的工作则最大程度的彰显了应用价值，推进了世界医学的发展。

军事医学与药物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向《中国科学报》指出，屠呦呦的贡献在于，创造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而这使得疟疾的应对有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屠呦呦参与工作之前，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但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屠呦呦决定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开始。

《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在摄氏60度的温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她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屠呦呦是第一个‘拿出’青蒿素的人。”上海交大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张万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使得后续的研究有了可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则将屠呦呦的工作称之为“打开了一道门缝”，张伯礼说，大奖源自科学家们的群体努力，屠呦呦是群体中的一员。

奖后反思

反思，这是激动之后中国科学界提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

“人类还有很多无药可救的疾病，而药物的开发也不会带来利润。”叶阳说，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应该加强在很多被忽视疾病以及贫穷所导致的疾病上的投入。“SARS以及禽流感等传染病的爆发提醒人们，有很多疾病关系到国计民生。”

相比于中国，在日本，则有着专门的针对贫穷导致的疾病的研究机构以及来自国家层面的经费支持。“药物无论是赚钱药物和不赚钱的药物都是人类的需求。”叶阳说。

“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饶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青蒿素是通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工作才发现的，这是屠呦呦得诺奖蕴含的最大的经验教训。

1972年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时，屠呦呦甚至还不是副研究员。

“屠呦呦及其小组成员都不是天才，不是杨振宁、李政道式的有非凡才能的人。”饶毅说，他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研究，在机遇来临的时候，能够把握并把工作做好，没有简单放弃。

直到诺奖颁发的前夕，已经80多岁的屠呦呦还在实验室工作，努力扩大青蒿素的临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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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中国首度诺奖折桂

中国科学报记者 王珊 彭科峰 姜天海

学历并不出众，也没有留洋经历，更没有发表过SCI论文，为何是屠呦呦获得诺奖？在解决抗疟治疗方面的原始创新，以及它为人类抗击疾病所作的杰出贡献，无疑是最关键因素。

国家需要、集体攻关

回顾屠呦呦的研究过程，可以清晰的看到，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屠呦呦之所以研究青蒿素，主要是出于国家战略的需求，而非完全出于个人兴趣。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并最终获得成功。

“我国科学家成功解决了恶性疟疾的治疗问题。现在已经被联合国指定为抗疟疾的药物。现在大概我记得好像有27种配方，但都以青蒿素为主体。”陈冀胜回忆说，屠呦呦等人的工作实际上开辟了对于消除疟疾起到世界性影响，也是我国被国际公认的最重要的首创药物。

院士眼中的她：实至名归

“这是中国大陆科学家首次获得诺奖，另外也是以中药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获得的一个诺贝尔奖”，在军事医学与药物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看来，这说明中医中药研究的重要性，也说明科学研究需要重视原创性。

“青蒿素是一个大协作的成果，包括中药、化学、药理甚至临床医学，一大批的工作，但是原创性最强的可能是屠呦呦做的工作。”陈冀胜指出，屠呦呦是从中药的标本里几百种抗疟疾的中药选择出来的，最后确实在青蒿里面用她的方法得到了粗结晶。“这个工作从事的人虽然很多，也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我想她的独创性非常好，这可能是诺贝尔奖获得的很重要的原因。科学工作现在需要协作，但在此当中也需要有领军人物，做基础工作，做原创工作来推动，这可能非常重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认为，屠呦呦本人围绕国家需求，刻苦攻关，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屠呦呦做了第一步，后面的破结构，临床评价都是大家集体努力的结果，“她打开了一条门缝，后来大家合力把这个门给推开了。

中药药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几天前刚刚从医院出院，得知同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同行屠呦呦获奖，他也为之激动不已。青蒿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用药历史，但是过去研究的不够，正是通过屠呦呦等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把它精制提纯，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中药。“尽管有人叫它化学药、西药，但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治病救人最有效的新药，并且在全世界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李连达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用现代科技发展中医药

“青蒿素作为中国的一个创新成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既推进了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推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这对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医学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针对中国科学家首度摘得诺奖桂冠，科技界在发出赞誉的同时，也对推动传统中医药发展寄予新的期望。

陈冀胜认为，青蒿素的研究，是以中药为线索的现代医学的研究，“诺奖不是颁给某一个传统中药的配方，但中药是一个宝库，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去挖掘这个宝库里的东西”。

在李连达看来，本次诺奖颁给屠呦呦，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中药是一个伟大宝库”的承认，也是对中国在中药研究方面的承认。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在中西医结合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基础还不够扎实，先进理论、方法及手段的应用还不够广泛，创新药研发队伍仍有待加强，因此更需要密切结合，协同发展。“应该中西医药各学科各领域团结合作，重实际行动，重实际结果，少做无谓的争论。”李连达说。

此次获奖的青蒿素，或许可以作为中西医结合发展的一个范例。据介绍，目前全球每年有2～3亿人感染疟疾，导致60～100万人死亡，之所以还会出现大量死亡，主要原因即在于青蒿素仍需从作物中提取。

上海交大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张万斌介绍，目前他们正在研究用化学方法更便捷地获得青蒿素，“顺利的话明年就能够实现工业化生产，可以稳定、价廉地供应青蒿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