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危机四伏的小路上
一张埃博拉接触者搜索队的白描
在一场充满令人心碎与悲伤事件的瘟疫中,这是所有人希望看到的最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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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流行病学家Emmanuel Dweh与搜寻队员在寻找一名逃往偏远村庄的埃博拉女性接触者。
图片来源:K. KUPFERSCHMIDT
搜寻队员追踪埃博拉病毒接触者的唯一一幅地图看起来就像是一幅孩童的涂鸦之作:中间画着一个医院的草图,然后各种小路向四面八方蜿蜒而去。这幅图被钉在利比里亚邦县一个名为Fenutoli的小城医院的墙上。搜寻队员近日从邦加镇到达这里时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的水泥路,以及一小时的红泥乡间小道。他们的目的是寻找一名女性。
这位被搜寻的女性姓Washington或Moses,有可能怀孕,也有可能染病。搜寻队伍唯一清楚的是,她曾与两名近日死于埃博拉感染的人有过接触。乌干达流行病学家Arthur Mutaawe Lubogo说,搜寻队员必须找到她,并把她带到县里的留守中心,在那里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观察。
这名女性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她来医院看病,当医生叫了一辆救护车要把她送到一个检测埃博拉的诊疗中心时,她却消失在丛林中。带领搜寻队的县监察官Emmanuel Dweh听说,她逃到了一处名叫Fenemetaa的村子,村子位于这幅地图上的一条弯曲小路的尽头。一名年轻的护士告诉搜寻队员,他们只能通过步行达到那里,大约要在丛林中步行两个半小时。
《科学》杂志1月9日报道了利比里亚搜寻队员工作的一天。此次搜寻队成员包括:Dweh、Lubogo和另外一名非洲联盟的流行病学家,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两名医生以及数位记者。他们带上水囊,踏上了搜寻之旅。
传播的误导
追踪接触者对遏制埃博拉病毒蔓延至关重要。因此需要找出每一位患者以及他们曾经接触过的每个人,并在埃博拉病毒21天的潜伏期内对他们进行观察。任何一名开始呈现出发病症状的人都要在感染其他人之前被隔离。利比里亚官方目标是找到每一位患者及其接触者,但在疫情高发期,由于成千上万人曾与患者接触过,这一目标很难实现。现在,感染者人数已大幅下降,跟踪接触者变得更加容易,通过这种办法或许可以结束这场瘟疫。
但在2014年11月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召开的一次卫生部会议中,追踪接触者的工作人员谈到了他们仍然面临巨大困难。他们试图告诉居住在蒙罗维亚的接触者不要离开家,但是却没有一个系统可以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也没有测量发烧的温度计。
事实上,很多人对于寻找接触者队伍的畏惧就像对埃博拉病毒的畏惧一样。因为害怕被送进治疗地点,他们经常逃入丛林中。而且,他们还会寻求传统医疗的帮助,这让更多人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一种新现象,而且是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蒙罗维亚负责追踪接触者工作的Mosoka Fallah说。
在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工作的人类学家Almudena Marí Sáez说,前期的预防信息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他们强调的是埃博拉病毒是致命或不可治愈的。“人们说,‘既然你们并不能帮助我们,我们究竟为何要去找你们呢?’”他说。
在当天上午去往Fenutoli的路上,搜寻队员已经看到了此前的宣传后果。在一个叫作Telata的隔离城镇,通常熙熙攘攘的路边市场的货摊上空无一物。一个月前,该镇的一名男子把姐姐的孩子带回镇里,他的姐姐在蒙罗维亚死于埃博拉病毒。当村子里的孩子开始死亡时,这名男子表示,这是某个希望他生病的人把意志力传给了一只美洲豹,然后这只美洲豹攻击了孩子们——这是那里的人通常对于传染病的理解。这名男子后来自己也生了病,然后去了邦县的治疗点,他的床边很快就躺满了家人、朋友、邻居。残酷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
满目疮痍
当搜寻队员进入丛林寻找这名失踪的女性时,身边是盘根错节的竹林。林中的空气闻上去像是潮湿的泥土味儿混合着奇怪的熟米饭味儿。搜寻队员经过细流与沼泽时经常要走用数根原木搭成的简易小桥。有一次,一名随行的记者失去平衡掉进一条小溪。由于没有帮手,他只好一个人爬上岸,上岸后靴子里早已浸满了水。这名记者此前已被告知:“原则上不允许有身体接触。”
沿路遇到的村庄都已经荒废遗弃,只有在一个小窝棚后面突然瞥见的影子或是树木中间突然闪现的动作暗示着生命的迹象。在一个村子,有一口架在篝火上煨着的锅被遗弃。在另一个村子,一位非常瘦、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蓄着灰色小胡子的年长村民曾出现在窗户后面,但却无论如何也不愿走出屋子。Dweh问他是否知道埃博拉,他回答说是,同时表示村里没人出现埃博拉症状,他也没有听说过搜寻队要找的那位女性。
在另一个村子里,搜寻队员找到一名叫作Leopold Glepoli的人。Dweh听说他是一位传统医生,曾给那名女性治过病。Dweh告诉他搜寻队员需要带他去Fenutoli,这样他就可以被救护车带到埃博拉接触者留守中心——那是位于邦加体育场的几个帐篷,接触者可以在那里等到潜伏期结束。因为一名接触者如果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生病,几乎不可能把他送到治疗地点。但是这位小个子的Glepoli否认曾与任何感染者有过接触,而且非常生气地拒绝了这个计划。由于已经过了下午一点,搜寻队决定继续向前寻找。
地图大体被证明是正确的,但Fenemetaa却比那位护士所说的远得多。搜索队经过四个半小时的紧张跋涉之后,并未发现任何尸体、病人或是任何人——除了4个穿着T恤衫、短裤和拖鞋四处闲逛的年轻人。Dweh问他们那位女性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埃博拉的知识。他把这种病毒称作一种危险的毒药,表示那名女性体内可能携带这种毒药。
不清楚这些年轻人是否知道埃博拉。但他们说这名女性不在村里。后来,他们告诉Dweh她回来过,但又离开了。“他们在说谎。” Dweh说,他低着头,眼里充满悲哀。“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但是天已经晚了,搜寻队员几乎已经用光了水,而且太阳几小时后就会落下。他们不得已踏上回程。
希望难以捉摸
在回来的路上,搜寻队员带上了Glepoli。他仍然很生气,但表示愿意证明自己的“清白”。黑暗逐渐笼罩了丛林,林间的小路被淹没在夜幕中,桥变得更加难走。幸运的是Glepoli认得路。
来自MSF的挪威医生Morten Rostrup给大家讲了15年前利比里亚第二次内战期间曾在丛林中多日跋涉的故事。Rostrup和一名同事那时就听说过有一种神秘的高烧曾导致一处偏远村庄很多人死亡。“我们认为那时的高烧很有可能就是埃博拉。”他说。但当他们到达该村庄后,看到的已经不是病人,而是坟冢。
随着时间的推移,搜寻队员越来越口渴、饥饿与疲倦。另外一名MSF医生Fran Miller把她的最后一口水送给了其中的一名记者。“不要用嘴接触水瓶。”她对记者说,“把水直接倒在嘴里。”
天已全黑,搜寻队员用手电筒、手机等所有可能的照明工具摸索着前行。然后,他们看到了另一束光从竹林中接近。那是来自Fenutoli的搜寻队,司机让他们来寻找几小时前就应该回到目的地的搜寻队员。
又过了半小时,搜寻队员终于到达一座小山上,可以看到山脚下的Fenutoli。时间大约是傍晚7点,全村人都出来迎接他们。当搜寻人员趔趔趄趄、又脏又累地走出丛林后,迎接他们的是热烈的掌声。乌云夹杂着闪电近在咫尺,但是Glepoli又一次生气了,喊叫着不愿意去留守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把他送到那里了,因为救护车当天没有来。村民也不想让他待在村子里,所以他溜进丛林回到了他的村子。
Glepoli最终没有生病。那名叫作Washington或者Moses的女性后来也被找到了。她“向邦县卫生队投了降”。数周后,Dweh在一封邮件中写道。21天潜伏期过后,结果证明她并未被感染。在一场充满令人心碎与悲伤事件的瘟疫中,这是所有人希望看到的最好结局。但是当晚的快乐结局似乎就像丛林深处的萤火虫之光一样难以捉摸。(冯丽妃)
《中国科学报》 (2015-01-20 第3版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