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科大》 发布时间:2014/1/12 19: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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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大》:李栓科“半路出家”的媒体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的《地理知识》杂志向地理所研究员李栓科约稿。当时的李栓科刚过而立之年,却已经拥有了三次进入南极考察并在南极越冬、任中国首位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及任西藏墨脱科学考察队队长等丰富的野外科考经历。李栓科把和队友们在极地顶风冒雪、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汇成文字,写成了持续16期、长达4万多字的长篇连载。这些文章在《地理知识》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李栓科便和这本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7年,李栓科正式接手《地理知识》杂志,走上了一条与此前的科研生涯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当时的《地理知识》只是一个小小的编辑部和一个九个人的团队,1998年,《地理知识》第一期经过改版,大约发行2万余册。2000年第十期,《地理知识》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封面下方的一行字——“中国终于有了国家地理”,洋溢着不加掩饰的荣耀和喜悦……

目前,《中国国家地理》已经是月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知名品牌杂志,当初这个主要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普读物,已经飞速地成长为国内深具影响力的科学传媒。

从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总编;从走遍千山万水的野外工作者,到把天地大美传播给千家万户的媒体人。李栓科一系列的身份转换背后,都有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求学者:意外邂逅地理之美

很多在专业领域做得很出色的人,最初都说不上有多喜欢自己的专业。这一点,李栓科也不例外。“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人信奉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谁要是学了地理这样的专业,就会被认为是走上了穷途末路,没有出息。”但是命运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李栓科在志愿表上填了一大串“数学”、“物理”、“化学”之后,凑数似地添了一个“地理”,没想到,还真的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上高中的时候,地理是文科生才学的科目,可是大学的地理系招收的却是理科生。我们这些人刚进地理系里时,连地图都不会看,连最基础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都要从头学起。”从李栓科自嘲的微笑里,依稀可以看到当年那个大学新生初投地理门下时的狼狈和无奈。

然而,随着在专业上一点点地入门,李栓科逐渐发现地理学领域原来是这么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在擅长逻辑思维的李栓科看来,地理科学在理论上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是一门值得深入探讨、严谨思辨的学科。此外,地理学包括很丰富的内容,不论是地表表层的累积、地形地貌的变迁,还是区域景观的演替,都让李栓科感到趣味盎然。“与生物学这样研究有机世界的学科不同,地理学探索的是无机世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无机世界就没有生命!”多年的地理学研究工作让李栓科对“生命”有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在我看来,山川、岩石、土壤等等,也有着自己的生命轮回。只不过它们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是以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作为尺度的。这样的时间尺度太漫长,超越了所有人的观察、记忆和想象。但也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充满了独特的魅力,给人以无限遐想、探索的空间。”

李栓科在进行野外考察的时候,喜欢带一些特别的石头回来——“这些石头,每一块都蕴藏着一段沧海桑田的故事。”他指着办公室书柜里的四颗恐龙蛋化石说道:“这些灰扑扑、圆溜溜的石头,也曾经有过生命。你能想象它们如何在母体中孕育,如何诞生到这个世上,又是怎样石化为这样一块石头的吗?这中间想必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件和波折,如果是文学家,只怕能发挥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大作吧。”“接触大自然越多,你的心胸就会越开阔。你会发现,人一生中的跌宕起伏,与自然界的沧桑变迁相比,真的是不值一提。”李栓科感慨地说道。

如今已年近五十的李栓科,身体依然格外的矫健,举手投足间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如此,他的精神面貌也是舒展明朗、意气风发。也许这就是地理科学和大地山川带给一个人的最大馈赠。

管理者:用导师的思路做老板

李栓科是幸运的,在蕴含着无限可能的青年时代,他先是遇上了一生挚爱的专业,又在研究生期间遇到了一位影响他终身的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廷儒院士。“他是真正的一代大家,是真正了不起的人物!”每每提到自己的导师,李栓科总是不吝溢美之词,难掩崇敬之色。周老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化大家,“精通多门外语,能运用不同语言和多国专家交叉辩论。”但是对李栓科而言,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周老先生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周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就是让我们‘反对他’!”当时周廷儒在这个领域已经研究了六十多年了,他把自己很多年前的研究成果拿给这些求学的年轻人,鼓励他们在三个月内找出其中的瑕疵、纰漏并给出有根据的反驳。“你连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都看不出毛病,你对科学的敏锐性在哪里?你连自己的导师都没有勇气质疑,你能找到什么科学问题,在科研上能做出什么贡献?”周老师的这番话,让李栓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科学研究就是一个由质疑产生问题,并进而寻找突破点的过程,要培养一个科研人员,就必须培养他的这种能力。现在回想起来,周老师这种独特的教法,恰恰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科研人员培养、教育思路。”

与很多研究员不同,李栓科并没有带学生的经历。但他把从自己导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全都用在了培养《中国国家地理》团队上。“栽培一个团队成员,要给他充分的空间,包括犯错误的机会。不论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直接来办公室找我探讨。哪怕一个人提出的质疑显得很稚嫩也没关系,这份敢于质疑的勇气才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充分的尊重,而这份尊重一定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李栓科在培养杂志社团队的过程中,非常强调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尊严:“随着杂志的发展,我们的团队在不断地增值,也就是说,团队中每一个成员的价值都得到了提升。”“只有带动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精锐的队伍。”谈起这些时,李栓科的自豪感表露无遗。有趣的是,李栓科会这么形容自己对团队的管理之道——“小心翼翼地伺候”:“要建立一个自信、大气的团队,鼓励比批评更重要。在这里,我们对员工的批评都是私密的,褒扬都是公开的,‘坏事不出门,好事传千里’。这样,每一个人都能感到来自集体的鼓舞和尊重。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人离开了杂志社,有的人依旧坚守在这里。但我敢说,不论是留下的还是离职的,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挫伤过尊严,受到过委屈!”

听着李栓科的“育才经”,记者不禁感到,在这个不少学生惯于把导师称作“老板”的年代里,李栓科这个地地道道的老板,倒是有着一颗“导师”的苦心。

转行者:坚持比放弃更重要

中科院研究员不做研究,跑去办杂志,身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媒体人,却开创了颇具影响力的科学传媒,李栓科的人生轨迹足以令人称奇。但是李栓科自己却不觉得他的转行是什么惊人之举:“其实,做学问、做科研的思路,应用在商业上,也是相通的。科学研究能让人建立一种良好的科学思维,使人避免个性、权力等非理性因素对重要决定的干预。在实践之前,先搞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是科研设计和商业决策的共通之处。”

更耐人寻味的是,李栓科作为一个成功的转行者,他最津津乐道的经验和品质却是“坚持”,这一点甚至直接反映在了《中国国家地理》的企业文化理念上:“成功源于坚持,精品出自细节”。“每个人一生都会有很多梦想,但是能脚踏实地坚持下来,把一件事做得很圆满的人却很少。一个人,最要不得的就是天天在做梦,天天在放弃。”接下来,李栓科拿自己举例道:“做我们这行的,在野外工作和考察中,总会遇到许多危险。很多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后勤保障都很难满足,风餐露宿,朝不保夕。如果你没有坚持下来的耐力的话,是做不好这些工作的。”李栓科认为,成功的诀窍,就在于一个“熬”字:“就像老话说的,‘苦心人,天不负’,最终走向成功的一定是耐得住寂寞,忍得了辛苦的人。很多人以为我们智力过人,其实我们不过是些普通人,并不比别人聪明,也没有三头六臂,只不过比起大多数同龄人而言,我们更能‘熬’。在南极那样极端的环境下,我能一连熬上一年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办杂志,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就要沉下心来,坚持自己的选择。”

针对当今不少人宣扬的“放弃也是一种智慧”,李栓科表达了自己的反对和忧虑:“学会放弃之前首先要学会坚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不断放弃现有的事业,整天盘算着寻找其他的机会或者捷径。事实上,这种放弃往往不是出自所谓的‘智慧’,而仅仅是出于懒惰和浮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为自己设立前进的方向,自己为自己开辟发展的道路,在一条路上坚持个三五年,总是能够看到曙光的。哪怕失败了,你也会收获一段宝贵的经历,在展开新征程的时候,心里就会有底儿。”

最后,李栓科总结道:“放弃绝不是年轻人的课程。人在年轻的时候要不断丰富自己、拓宽自己。在积累了一些成就后,则要逐渐丢掉累赘和包袱,给自己的生命减负,直到找到最重要的那条路,一直走到底。”

登山者:上山莫忘下山时

多年的野外科考工作,给李栓科留下了很多九死一生的经历:与狼群对峙,从冰裂中逃生,在台风后幸存……与一些人热衷于“把危险和伤疤当作人生的勋章”不同,李栓科不大喜欢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我有一种选择性记忆,只记得快乐的事、幸运的事,那些危险的、艰苦的经历我全忘记了。”

但是,尽管李栓科不爱讲自己“野外探险”的经历,却喜欢以一个登山者的身份,去讲述一些对生命的体会和感悟。“登山者是不能忘掉自己的‘动物本能’的。现代人总是生活在人类文明的庇护所中,在文明的教化和知识的武装之下,我们觉得自己非常强大,却不愿承认自己也是一种动物。因而,现代人大都丧失了动物应对危险的本能反应,但是登山者却保存了这份敏感和警觉。”在北极遇到冰裂的那一次,李栓科和他的队友们就是凭借直觉和经验,认准一个方向拼命跑了出来,“每跑一步,冰就在身后迅速裂开,一旦跑错方向,就全军覆没了!”

李栓科攀登过许多名山大川,最令他难忘的却是哈巴雪山——一座算不上特别高的雪山。“哈巴雪山是所谓的‘技术型’雪山,尽管登顶难度较低,却很考验登山者的经验和技巧。十几年前,我们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登哈巴,结果在距离山顶只有十几米的时候,所有人都疲惫不已,痛苦不堪,达到了生理和心理的极限。于是,我们只好放弃登顶,下山了。谁想到,第二次爬哈巴的时候,我们轻轻松松地就登上了山顶。因为这一次,我们更加了解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过程,意识到了登山时调整心态,把握节奏的重要性。”或许这就是登山的有趣之处——同一座山也会有不同的攀登体验。然而,李栓科第三次登哈巴的时候,却遇到了一次令他难以忘怀的山难:两个年轻的“驴友”,通过青年旅社墙上张贴的登山启事而结识,结伴登哈巴雪山,却不幸遇难了。当时李栓科所在的登山队也参与了对他们的营救,却无力回天。“两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停放在我们的帐篷旁边,眼看着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消逝,我感到极度的震撼和痛心。”为了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此后李栓科和他的朋友们推动建立了一个登山训练营,向登山爱好者普及基本的常识和技术。

为什么要爬山?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经典的回答——“因为山在那里”。对这句名言,李栓科笑着说:“这未免太文学了”,而李栓科认为,登山的理由则是登山运动本身蕴含的哲理:“爬过山的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背影。看着前方另一位登山队员踽踽独行的身影,你会意识到,他的艰苦也是你的艰苦,他的疲惫就是你的疲惫,他的安危正是你的安危。因此,登山者对路上遇到的人都很友善,倘若别人遇到困难,都会竭力相助。因为助人也是自助,很可能你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这个陌生人。”“登山者对一句话感悟最深:‘上山终有下山时’。登山者再渴望冲击顶峰,也不会忘了一边走一边修好返程下山的路。人生道路也是如此,不管你爬得多高,都会有下来的那一天,人总是会从辉煌走向平淡的。”

媒体人:内容为王,价值先行

李栓科决定开创“中国国家地理”这一科学传媒品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当时我仔细分析了我国的杂志市场,发现好的杂志大都是舶来品。我想,技术、产品都可以引进,唯独一个民族的语言、思想不能依赖进口。我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山河、城池不能等着外国人描述给我们听。我们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了,开始关注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不出所料,《中国国家地理》果然在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中蓬勃红火地发展了起来。李栓科把这本杂志的成功秘诀归结为“内容为王,价值先行”:“《中国国家地理》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超越自己。唯一不变的,是它以内容为导向的媒体结构。我们杂志收录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大稿还是小稿,都要求它达到博士论文的水准。”什么是“博士论文的水准”呢?李栓科解释道:“学士毕业论文是要把一件事情讲清楚,硕士毕业论文是把这一事物的发生发展、来龙去脉说明白,而博士论文则一定要在解答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创新。《中国国家地理》的要求是,要做就做具备新视角、展示新发现、阐述新思想的东西。”

据李栓科介绍,《中国国家地理》编辑部每年都要安排上百个备选题材,经过层层精挑细选,最终只有四分之一能够入围。这些题材遍及天文、地理、生物等等学科,广博的知识、丰富的内容背后,是由许许多多科学家组成的庞大的智囊团。

相信《中国国家地理》的忠实读者,一定不会忘记2005年第十期“选美中国”特辑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当时正值《中国国家地理》(前身《地理知识》)55周年社庆,杂志社倾一年之工,完成了“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对全国各地最美丽的自然景观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扫描。这期特辑厚达550页,内容详实,气势磅礴,却仍保持16元售价不变。这期杂志一上市便很快销售一空,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如今再去回顾,这般豪举仍然让人惊叹。李栓科也承认,当初他提出这一设想时,也曾遭到杂志社内部极大的反对和阻力。

“最开始团队里支持这个想法的人可能还不到三分之一,毕竟这个专题投入巨大、风险巨大,在很多人看来还是太激进、太冒险了。”李栓科说,“其实当时我认真地分析过,我们的团队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是有能力做出这样一个大手笔的。于是我决定耐心地、开诚布公地在团队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把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展示给大家,同时也表明态度,一旦这个项目失败了,我会主动承担起全部责任,并有信心带领杂志社渡过这次危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沟通,团队成员们逐渐理解了李栓科对这个专题的坚持和执着,终于齐心协力地展开了“选美中国”的策划和制作。“这是足以在杂志社历史上记下一笔的大事件。一方面,通过‘选美中国’活动,我们制订了一套自然之美的评定标准,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美的巡礼;另一方面,这个事件对整个团队来讲,都是一次教育和历练。它让我们看到,在团队内部出现这么严重的分歧时,我们是怎样通过平等、细致地交流来达成共识的。”

如今的李栓科,早已不再热衷于讲述自己个人的故事,但是每当提到《中国国家地理》及其团队,他总有讲不完的经验、原则,说不尽的理念、文化……在他决定转行之初,或许也不曾料到自己的命运将与这本杂志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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