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邓伟，着实让记者惊讶不已。
满头银发，灰色毛衣外套，黑色休闲裤，一派儒雅风度。很难将眼前这个充满学者韵味的男人，与常年奔波在野外的山地科学家联系在一起。
但他一开口，却不禁令人会心一笑：这是山地人，而且是个彻彻底底的、三句话离不开山的山地人。
邓伟很忙。几近持续到深夜的采访让一整天没闲下来的他略显疲倦。但镜片后炯炯的目光和依旧铿锵有力的声音又让人觉得他的疲倦只是一闪而过的错觉。
邓伟爱山。在他的办公室里，最为醒目的是一幅立体的中国地形图：层次分明的高原、山地、平原、盆地与丘陵他特意把地图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好让自己一抬头就能看见。
略显严肃的他，在听到记者将山地人形容为“可爱”和“质朴”时，终于露出了微笑。
“我们山地所所有人都这样！”话语中透着难掩的山地豪情和东北人的爽快劲儿。
“关注山地，支撑未来”，这是邓伟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也是他与整个成都山地所努力融入到骨子里的东西。
如今的成都山地所，在泥石流与山地灾害防灾、减灾方面研究水平领跑国际，人才培养独树一帜，国际合作风生水起，人心凝聚心向一处。外人看着羡慕，邓伟却不满足。他心心念念的是一个更大的愿景。
《科学新闻》：我们知道，近年来有关山地和山区的话题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成都山地所无论是从其本身的地理区位还是学科研究方向，都一直高举“山地大旗”，探索山地科学。作为一名山地科学家，您能否系统地谈谈山地科学研究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邓伟：众所周知，中国是山地大国，高山、高原和丘陵等山地形态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70%。
过去，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期，人们对于山区发展关注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人类对于山地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服务功能还不甚了解。
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尖锐矛盾日益凸显，人们这时才开始逐渐增加对山区的关注。
与其他国家山区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山区居住着大量居民，总数超过6亿，约占全国人口的45%。可以说，山区不发展，就谈不上国家的全面发展；山区人民不实现小康，也就实现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
同时，山地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性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的经济和社会走向，以及生态环境安全的现在与未来。如果不从统筹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山区发展的问题，未来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科学新闻》：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给了我们很多警示，无论震后救援、次生灾害防治，还是震区的后续发展，确实都与平原地区有很大不同。您能否以汶川地震为例，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邓伟：汶川地震暴露出我国在山区发展与安全管理方面，特别是重大灾害应急上，科技基础存在很多薄弱方面。
首当其冲就是对地震诱发的次生灾害事先没有研究基础。
其次，在应急救灾方面，与平原相比，山区的复杂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对应急处置和社会安全管理的要求也更加苛刻。
第三，山区社会管理信息薄弱。对于一个山村有多少户、人口总数都不清楚，那让我们救援力量如何开展救灾？所以，在已经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天，信息化的数据管理系统是必须具备的。
最后，从国土与经济社会发展安全方面看，山地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深入性都远远不够，包括有针对性的科技投入还远远不能适应新山区发展的需要。
当然，从汶川地震至今，国家在这方面也的确做了很多科技部署，在应急管理上的能力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科学新闻》：从您刚才的回答来看，似乎当前社会对山区的关注度依然不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邓伟：这主要还是因为其“暴露度”不够。比如，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深入深山地区目睹山区居民的贫困情况？事实是，那种场面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当前，我国山区不发达的程度与人们的想象差距依旧很大，不仅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在西部山区内部同样也存在明显的差距。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我国缺乏针对山区发展的专门政策法规，这与国外山区国家有很大不同。另外，我国地区发展的政策仍沿用“一刀切”的模式，但实际上一旦受到地形条件的影响，建设成本就会急剧增加，难度也可想而知，所以山区发展必须因地制宜。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也有学者对山区发展十分关注，只是这种关注的影响力还很有限。而现有的关注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局限在“一城一地”的发展上。所以，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的是从整体上、系统性地关注山区发展问题。
《科学新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您能讲讲国际上的情况吗？他们对于山地问题和山区发展的关注情况又是怎样的？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邓伟：国外一些国家的确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首先，在关注山地层面，国外有专门的山地研究计划，而且多山国家大都非常重视山区发展的基础性科学问题，国外重大研究计划也非常关注山地的综合性问题。
早在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中，就把“人类活动对山地生态系统影响”纳入专题研究。而后又在1974年发表了要加强山地环境研究的《慕尼黑宣言》。而中国的山地面积如此广阔，却还没有类似的研究计划。
其次，在政策和立法层面，很多国家都已出台专门的山区法，以及保障山区开发、教育、公共设施服务的相关政策支撑，如罗马尼亚的《山区法》、日本的《山区振兴法》等。
另外，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山区较大的扶持，包括资金、市场的开拓、税收方面的政策等等。
我国虽然已经在科技支撑方面部署了一些“973”项目。但对于一个山地面积如此广的国家来说，考虑到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都在加剧山地灾害的暴发，这些投入还远远不够。相反，与灾后造成的损失相比，前期的科技投入换来的回报一定会更高。
只有在科技方面加大投入，把产生灾害的原因摸清了，把解决方法找准了，把灾害防治住了，让山区人民的生活和发展都安全了，这才是山地科学家的责任和使命。
《科学新闻》：是否正是因为这种对山区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让您发出“关注山地，支撑未来”这样的疾呼？
邓伟：来到成都山地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所史。
我读到了这群山地人的可爱和朴实，读到了他们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和艰苦的环境下，默默无闻地为山区发展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责任问题，还带着深深的情感。
中国是个山地大国，山地研究必不可少。但此前成都山地所的科学家们只是在科学研究的字里行间希望社会关注山地。
来到成都山地所后，我组织召开了中国山地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中国山区发展战略研讨会，推动以“山地科学体系与资源环境安全”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目的就是要全面加强山地科学体系的构建，加快山地科学的发展，要把山地科学的“牌”亮出来，希望国家和科学界从中华民族持久复兴的战略高度更加关注中国山地科学的发展和中国山区的发展，让整个公众社会更加清楚地了解山地、了解山地科学。
所以，成都山地所一定要发出声响，而且声音还要惊天动地。
《科学新闻》：作为成都山地所的“掌舵人”，您是否能介绍一下，山地所在践行“关注山地，支撑未来”方面做了哪些事情？
邓伟：从成都山地所最初设立实验基地，再到开展建设，都是为了要解决“大三线”建设中的山地灾害问题。从建所开始，成都山地所的研究对象、服务对象和发展定位都非常明确：立足于解决山区山地灾害问题，从规律、特征上认识问题，进而提出治理的技术原理和解决方案。
成都山地所前端有基础研究，中端有防治技术原理的研发，后端有技术应用，早已做到三位一体，而这也是成都山地所通过近50年的发展形成的科技传统。以这条线为主线，再拓展出山地环境与生态研究。最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障和支撑山区发展。成都山地所的特色和优势也都蕴含在这里。
《科学新闻》：刚才您提到了成都山地所的特色。当前，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研究所分类改革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据我们了解，成都山地所也正朝着建设特色研究所的方向迈进。您如何理解这里提到的“特色”？
邓伟：特色研究所其实是一个概念上的提法。从本质上说，这里面涉及到的四类研究机构都有特色。因为只要有个性化的东西，就是自身的优点，其本身就是特色。
我们不应该把“特色”僵化。我们强调“特色”，其实就是强调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关键问题方面的特殊能力，这应该是研究所的特质所在。解决山地灾害问题就是成都山地所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具有不可替代性。
研究所不能变成杂家，否则解决不了大问题。特色研究所就等于专科研究所，关键还要是进一步集聚和提升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
《科学新闻》：对于特色研究所建设，成都山地所下一步有怎样的考虑？
邓伟：从需求的针对性来说，成都山地所是比较明确的，定位也很准确。
未来，我们要着重将重大科技布局与特色研究所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当前的“一三五”规划，都是把解决灾害问题放在主导地位。在今后的科技布局中，成都山地所仍然要坚持加强这个领域的科研能力、人才队伍建设和条件保障。
同时，还要注重做好与主导地位研究相关联的研究。山地灾害领域是我们主打的“牌”，但在山地环境和生态屏障功能保育方面则是另一张“牌”。虽然有优先次序，但第二位并不意味着削弱。
山地灾害对地表破坏非常大，进而引发生态问题，这些问题与民生有关，自然与山区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条割不断的链条，只是用什么来牵引的问题。我们的牵引就是山地灾害学科。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环境、生态发展研究与山地灾害研究融合在一起，形成研究所的系统性学科和技术体系，这样才具备综合性，具备解决国家重大发展需求和关键问题的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