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暴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全球关注。在传染病日趋国际化的情况下，P4实验室成为防控传染病的一支重要力量。不过，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成一个P4实验室。

■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近期暴发的埃博拉疫情让整个世界恐怖，包括中国。

研究制伏埃博拉病毒的药和疫苗，需要有P4实验室（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成一个P4实验室。

“在传染病国际化的情况下，缺乏P4实验室意味着传染病防控缺乏一股有力的参与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徐建国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P4实验室是一种能力”

在徐建国看来，P4实验室是“一种能力”的表现，说明“当国家出现安全风险时，我们有防护能力”。

他介绍说，不管是从传染病防护，还是从生物安全及生物防控等角度来看，国内都需要有一个P4实验室。

中科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郭俊也认为，传染病暴发已成为“一种常态”，建设P4实验室迫在眉睫。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内在建的P4实验室共有三个，分别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以及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然而，多年来未有一个建成。

“建设P4实验室，相当于引进一个新的风险源。”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P4实验室的建设需要考虑其对周围人群及环境的影响。而且，“一旦建成，修改很困难，不如不建”。

该专家表示，一旦有病原性微生物被引进，若想关闭实验室非常困难，而且会面临无穷无尽的监测和安全评价等问题。

不过，中科院院士赵国屏并不赞同该观点。1995年暴发的“杆状病毒”至今让他印象深刻。“问题出现后，才有人说要高价征求方案，来得及吗？”

“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袁志明说，建设生物安全实验室，就是为了保障开展传染性病原研究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环境的安全，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有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不建就是安全？

事实上，2003年非典之后，包括P4在内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本有一个全面谋略、发展布局的机会。

然而，据专家透露，次年紧接着发生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SARS病毒实验室泄漏事件，使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发展和建设变得“极慢”。这起实验室感染事件共出现9例SARS确诊病例，短短几天内就有862人被医学隔离。

对于生物安全实验室，“不建就是安全”成为当时的主要意见。同时，由于缺少实验室建设标准和关键技术及相关的管理体系文件，有些单位甚至不愿意建这些实验室。

而紧随其后，国家标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颁布。尽管这一标准的颁布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安全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也让专家很无奈。

“部分标准条款不太合理或者描述模糊，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实验室设计、建设及随后的管理中出现过度生物安全防护现象。”袁志明说。

2008年，新版《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颁布后，按照原标准建设的实验室需要按新标准改造，同时所有的实验室都需要按照新标准进行国家相关部门的强制性认可和实验活动资质申请。

“标准发生改变，对实验室建设的影响非常大。”上述专家指出。

发挥生物安全主体责任

此外，专家表示，由于缺少一些相应的技术标准支撑，且相关的建设经验匮乏，导致经费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足。“尤其是P4实验室建设缺少实际经验，很容易出现边设计边修改的情况。”

而且，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所需的主要生物安全防护体系和设备由国外供应、采购，特别是涉及到的一些高等级设备技术还会受到设备进口制约。

受到专家诟病的还有2004年颁布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条例把实验室管理分到卫生部、科技部、农业部等多部门之下，多层次、分散的管理也使得实验室在建设、认可、资质申请等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

对此，专家表示，要简化一些生物安全实验室国家层面的管理程序，充分发挥实验室建设单位和实验室生物安全委员会对生物安全的主体责任，减少国家对实验室运行的过度干涉，保证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合法、科学、持续和稳定运行。

袁志明也指出，要进一步宣传生物安全理念，提高实验室和各级管理部门对生物安全管理的高度重视，充分理解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与投资和生物安全管理之间的关系，充分理解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与实验活动风险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