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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目前国内出台的各种制度规定，研究生导师（硕导、博导）都不是一个“终身制”的职位，但研究生导师资格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类似“终身制”的特殊权利。从长远来看，取消研究生导师的“终身制”，将导师与教师的身份管理相分离，是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本报记者 陈彬

在很多大学教师的名片上，除了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内容外，还常常印有诸如“博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之类的称谓，很多人对此也习以为常。

但实际上，这种司空见惯的做法背后有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实很多国外教授对我们这样的做法都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博导和硕导属于‘岗位’，而并不是‘身份’。我们的教授把它印在名片上，其实就是感觉这是自己只要获得就不会失去的私有身份。”采访中，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如是说。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不久前，四川省教育厅、发改委和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关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健全导师考核、评价、激励制度，建立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机制，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

废除导师终身制，也就意味着研究生导师将由身份管理变为岗位管理，但这种转换有多难呢？

历史问题

事实上，纵观目前国内出台的各种制度规定，研究生导师都不是一个“终身制”的职位，在实际工作中，各高校也都有专门针对研究生导师的聘用机制。然而，一旦聘上，除非出现重大违规违纪现象，这一称号通常将一直延续到这位老师退休，其间并无退出和中途考核机制。换言之，研究生导师资格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类似“终身制”的特殊权利。

和高等教育领域遇到的很多问题一样，所谓打破“导师终身制”也不是一个新问题了。

根据记者对媒体历年来相关报道的统计，国内最早对此有所意识的高校是北京大学。早在2000年，该校就开始试点实行博士优导师奖、博士差导师罚的制度，打破了“博士生导师”终身制。而最早对此有所表态的省份则是山东省。2004年底，山东省教育部门提出，要打破导师资格终身制，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建立动态的导师管理制度。

此后，包括湖南省、贵州省在内的国内多个省份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同时，湖南大学、天津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探索打破导师终身制的尝试。以湖南大学为例，该校于2011年颁布《湖南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办法》后的两年时间里，共有34名教师没有通过博导招生资格审查。

“从长远来看，取消研究生导师的‘终身制’，将导师与教师的身份管理相分离，是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符合潮流的。”采访中，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弼成如是说。

然而，符合潮流并不意味着就会一帆风顺。

在《意见》下发之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张小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育部此前也下发过类似文件，要求部属高校这样做，但目前为止尚未有动静。

张小元所说的“类似文件”，是指2013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该文件明确要求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然而实施一年以来，国内高校响应者寥寥，事实上，即使是之前出台相关文件的省份和高校，大多也已经没有了下文。

“导师的身份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面对很多问题。”刘志业说。那么，问题何在呢？

细则问题

李明是四川省某高校的一位硕士生导师，《意见》刚刚出台，他便已经通过媒体了解到了其中内容。对于省教育厅的此次改革，李明深以为然，但并不看好。

“我同意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监督，以及建立一套‘能上能下’的制度，这是件好事，但想只凭一纸文件就改变现状，太难了。”李明说，我们需要看的是具体细则。

李明的这番话其实代表了很多人的担忧。张小元便坦言，类似的退出机制其实是一个“年审制度”，如果教师几年内不达到相应条件，就不具备导师资格，但导师带学生的周期一般为3年，且每个老师的年审时间可能不同，但学校招生周期是既定的。“举例来说，一个老师的年审周期若为5年，则意味着下一届学生刚到研二，如果此时该老师被取消资格，这些学生怎么办？这是这一制度很难在高校实施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导师身份的变化并不仅仅关乎学生的培养，更牵扯到教师具体的福利待遇，乃至教师在高校内部的地位问题。“究其根本，目前的导师资格被赋予了太多本不该拥有的责任和待遇，这就导致导师资格‘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全方面的制度保证，很难有所改变。”李明说。

应该说，某项政策相关细则的缺失，并不是高教界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就曾坦言，目前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缺乏细节，缺乏深度。“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补补丁’，而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套灵活机制，把生产力充分调动起来，创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标准问题

在研究生导师身份的问题上，胡弼成多次表示，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取长补短。那么，国外高校是怎么做的呢？

据介绍，国外高校并没有针对导师的专门聘用机制，而是与教授、副教授的资格相互绑定。如果一名教师具备了副教授以上资质，就自动具备带研究生资格。然而与此同时，校方也对老师有严格的考评体系，若该教授不达标，也可能不被聘用，自然也不能带学生了。

“不管在什么高校，对导师相应的评价和审查都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我们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胡弼成说。

对此，有评论也曾发表过类似观点：“进入大学的教师都会是研究生导师，不存在是否终身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当导师，他压根儿就不该被录取为教师。因此，问题不是出在是否终身制上，而是大学的聘用评价机制有问题。导师终身制问题的提出，凸显我国科研教学管理水平的落后。”

胡弼成坦言，建国之初，国内高校普遍学习的是苏联的教学模式，强调“专家培养专家”，更多看重的是教师的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因此，教师即使在教学方面的评价标准，也更多地关注教师教给了学生什么知识。“然而，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仅仅教给学生硬性的知识是肯定不够的，我们要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团队能力等一系列能力，与此相对应，我们对导师的评价标准也应有所改变。”

不久前，清华大学讲师方艳华因未满合同中“非升即走”条款而险些被辞退事件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对此，李明表示，从本质上看，此事件与导师评价标准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如何找到一个真正适合国情，也符合教育规律的评价标准。

“‘非升即走’没有错，淘汰不合格导师更是大势所趋，但如果标准不对，我们很难保证不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毕竟在现行评价体制下，全身心投入教学的老师们其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他们才是我们教育力量的根本。”李明说。

流动问题

采访中，刘志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以我所在的山东大学为例，”他说，“山大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学术大家，如童第周、沈从文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家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其他高校的校史中，这固然有其自身学术地位的因素使然，但也说明了至少在上世纪，国内高校间教师的流动其实相当频繁，可现在呢？”

刘志业表示，目前国内高校间教师流动的不通畅，其实也是影响导师身份转变的重要因素。“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位教师一生都只能在一所大学，那么他就可以凭借导师身份获得很多便利；反之，如果教师之间可以实现很舒畅的流动，教师既可以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所在，也能在教师正常的流动中，去除一些导师身份所不该有的‘附加值’，从而有利于导师身份的真正回归。”

事实上，高校间教师流动不畅的问题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采访中，有学者便表示，这中间涉及高校人事制度问题、高校间沟通协调问题，乃至于社会宽容度和公众观念转变等问题。“这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

对此，刘志业表示，研究生导师由身份管理变为岗位管理的过程，注定会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这中间所涉及的太多利益问题，再加之政策缺失。但至少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对此，我们既需要有信心，也需要有耐心。

“想想上世纪初，蔡元培校长提出的不少新锐主张并没有实现，但百年后的今天，他的那些主张却在变为现实，这就是时代发展的力量。对于现阶段的教育改革，我们也要抱有这样的信心。”刘志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