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7-25 7: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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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获奖图书专题


 

 

编者按

7月5日,第七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在台北揭晓。由本报推荐的大陆地区作品《黎曼猜想漫谈》获原创类金签奖,《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获翻译类银签奖,“读故事 学数学”丛书获青少组特别奖,另有《钦州的白海豚》等8本书获佳作奖。本期读书版特推出专题,约请获奖作者、译者和编辑谈谈获奖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

原创类金签奖

《黎曼猜想漫谈》,卢昌海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译作类银签奖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原创类佳作奖


 


 


 


 

 

《钦州的白海豚》,潘文石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文石(作者)

获悉《钦州的白海豚》获奖,我们感到十分高兴。这本书的写作思路在于展现存在于钦州的这个生命奇迹,用温暖的话语和实景照片打动每一位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读者的心。

目前全球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瓶颈,我们写此书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展现我们的白海豚保护研究成果与钦州人民在寻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保护白海豚所作的努力,和读者一起探求一种新的保护策略,寻求21世纪人类穿越生存困境的方式方法。

@黄炜、陈小红(编辑)

在《钦州的白海豚》一书的编辑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作者团队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和对保护濒危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殷切之情,感受到团队所拥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深深体会到他们为达使命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

《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第二版),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梁玲(编辑)

这本书以叶企孙的成长历程、治学经验、创业经过和半世坎坷为主线,向读者展示了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科学家的群像。本书用翔实史料证明,没有这个科学家群体,我国科技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将难以有今天的成就。这些人多数已不在人世,有些已到了耄耋之年,他们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成才经验都弥足珍贵,并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叶企孙是一块基石,更是一面旗帜;他是科学大师,更是良师益友。伟大的人,注定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同时,叶企孙的悲剧,让我们扼腕叹息之余,更应该对历史寄予深刻的反思。

《关注气候:中国气候及其文化影响》,林之光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林之光(作者)

本书的主要意义,也是原创性之所在,是在中国气候主要特点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了初步的,但却是相对系统的联系。本书指出了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因中气候条件是主因。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世界上极具特殊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有自然科学家的参与。

气象科学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喜闻乐见的古诗词、成语,使本书读来更加亲切。

@张婧、郑凤杰(编辑)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最近100年来,全球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独辟蹊径,在介绍中国气候特点及其成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国气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性,讲述中国气候与中国古代二十四节气、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及中医科学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字科学严谨且颇具趣味性。本书也是气候与文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完美契合。

《怅望山河》,朱幼棣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朱幼棣(作者)

《怅望山河》的写作开始于2008年,其时《后望书》刚刚出版,反响较大。我想继续研究大江大河、水利工程与文明演化。这年5月,汶川地震极大地震撼了我。我隐隐地感到,大地震的触发或诱发,可能与人类超强度开发有某种关联。龙门山断裂带由三条大断裂组成,由于有后龙门断裂带的阻隔,发生在龙门山中央断裂带的强震已经少见,而这次为什么震中是映秀与紫坪铺库区的重叠?

2013年秋天,《怅望山河》关于地震的论点,得到了原地矿部长、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的肯定,他为再版写了题为《地学情结,带砺山河》的前言。汶川大地震后,我预测西南下一个大地发生的哪里时,指出了映秀—北川断裂的西南方向,后来得到了雅安芦山地震证实。宋瑞祥特地用红笔在书上把它划了出来。

大师缺失的时代,我们必须努力超越思想的局限和知识的边界。本书的后九章,继续对工业化、江河治理与文明关系深入研究。仅仅过去了几十年,中国的河流湖泊,发生了多么巨大变化,或干涸断流、或有水皆污,跨流域的调水越来越频繁。后三峡时期,长江中下游水生态环境突变的风险,比工程本身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想,科学世界里,应不止一种声音,路径的选择也不止一种。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是不能被部门和集团的利益所分割和遮蔽的。本书所关注的大江大河治理,都是争论很大的敏感话题。应有更宏大的襟怀,从水圈生物圈大气圈和岩石圈角度,从历史进程和文明演化的维度上加以科学审视——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只有医生知道》,张羽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赵娅(编辑)

《只有医生知道》主要是有关女性身体的百科全书,介绍了数百个和女人身体、生命息息相关的医学知识。

除了丰富的内容知识外,作者开创了一种西医写作的新风格,寓知识于故事,她用了几十个很生动的实际故事来介绍医学知识,使科普不再那么乏味。用小说的形式阐述出来的话语清晰而深刻。

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是从真正临床工作的水深火热中摸爬滚打过来的,这本书里的故事是真实的,情感是真切的,科普是动真格的,字里行间是掏心掏肺的。”这本书中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其实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译作类佳作奖


 

 

《可畏的对称——探寻现代物理学的美丽》,[美]徐一鸿著,张礼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礼(译者)

1980年我在广州基本粒子会议上得以认识徐一鸿教授。青年才俊的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此后了解到,他不仅在粒子理论和凝聚态理论研究方面有诸多贡献,而且是知名的科普作家。读了他的两本畅销书《可畏的对称》和《爱因斯坦的玩具》,感到这两本书不仅用通俗和风趣的语言给读者解释了高深的道理,而且深入地讲解了物理概念上的突破,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因此我很愿意将这两本书翻译成中文。在翻译过程中深深感到阅读的乐趣。对于他的著作获奖,我也感到很高兴。

@朱红莲(编辑)

张礼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他翻译这部科普图书,保证了书中物理概念的准确。本书介绍了爱因斯坦和他的追随者们,通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建构了近代物理学基础理论的框架。他们将对称性作为指导原则,并深信这是揭示自然基础设计秘密的钥匙。

《继续生存10万年:人类能否做到?》,[瑞士]罗格·博奈、罗德维克·沃尔彻著,吴季等译,科学出版社

@吴季(译者)

纵观人类发展,从直立行走的智人到当代社会,也大致经历了10万年的时间,影响我们人类继续生存10万年的主要因素,就在于我们自身能否做到可持续地发展。

如果真要不断地、持续地增长,并把上述发展目标需要的增长放到10万年里,世界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仅有0.003%。可见人类继续生存十万年的首要问题是达到致富后的稳定,而不是无限制的指数增长。

这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还在于它不但提出了问题,还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如何实现全球管理。

@胡升华(编辑)

与形形色色的科幻作品不同,这本书以丰富的科学资料、严谨的写作风格和广博的科学视野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我们深入理解人类生存的环境、从全球的视野看待中国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美]斯蒂芬妮·萨顿著,李若虹译,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若虹(译者)

正如一位用心的读者所言:“同一个洛克,也许有人读出了一个投机分子,有人读出了一个独身主义者,有人读出了一个离经叛道者,有人读出了一个文化优越论者,或者一个刻苦的植物学家。不管是什么,洛克没有被社会同化。他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一个爱财如命、也挥金如土的异己分子,一个不需要老婆、孩子,不需要固定的处所,不需要宗教伦理,蔑视一切世俗又不能免俗。”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失去了家园的孤独者,一位世纪之交“失落的一代”的代言人。

虽作者40年前写成此书,但国内一直没看到基于现存的一手史料著成的洛克传。这本译作向汉语世界的读者展现了约瑟夫·洛克这位杰出的植物学家、探险家和考察家孤僻、独特而又丰富的一生。

@吴慧(编辑)

不回避传主性格中的弱点,没有把传主写成高高在上的探险家,是本书打动我的地方。核对地名翻译时,能深深体会到译事之难以及译者的用心。是一本在编辑过程中就能阅读的书。

 

卢昌海:科普创作很困难也很欣慰

当记者问《黎曼猜想漫谈》为何能获得原创类的金签奖时,卢昌海表示他也“无从确知”。

黎曼猜想是当前数学界最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难题,作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卢昌海向记者谈及他对专业科普、“跨界”创作等话题的思考。

《中国科学报》:《黎曼猜想漫谈》出版后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和从科学史的角度来写有关?

卢昌海:《黎曼猜想漫谈》得到好评,可能是因为专业科普不回避必要的技术细节,从而能更深入地阐释主题,并且能达到普通科普难以企及的明晰性。国内这种类型的原创作品目前还比较少,可能多少也沾了点“物以稀为贵”的便宜吧。

这本书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黎曼猜想的研究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确实是从科学史的角度来写的。不过更细致地讲,该书的结构并非严格依照历史顺序,而是首先作了逻辑上的划分——分为破题、数值计算、解析研究、拓展四个部分,其中数值计算和解析研究两部分各自沿袭了历史顺序,破题和拓展两部分则更多地着眼于对数学内容本身的阐释。

《中国科学报》:你曾提到写专业科普不会放弃公式,这样的话会不会限制阅读人群?

卢昌海:这本书穿插了很多数学家的故事,这有可能起到了独立的吸引作用,我曾见到有读者表示虽然一个公式都没看懂,却还是喜欢这本书。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专业科普确实会限制阅读人群,但这本书由于兼具了普通科普的一部分特色,从而很幸运地挽留住了一部分喜爱普通科普的读者。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不仅得到普通读者的认可,也得到数学家的认可,你学的是物理专业却写了一本数学科普书,这有障碍吗?

卢昌海:如果要在数学以外举出一门与数学最接近的学科,那应该就是物理了。物理不仅用到大量的数学,而且在逻辑严谨性上也是最接近数学的,甚至还在历史上对数学的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因此对我来说虽属“跨界”写作,却只是跨到了“兄弟”学科上。

我写科普常怀有一个“自私”的意愿,那就是趁写作的机会自己也学点东西。有一句话据说出自美国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最好的学习方法是讲授。对于不是老师的我来说,最接近“讲授”的方法就是写作,因此我喜欢写一些与自己专业相近但不同的题材,以便能多学点东西。

《中国科学报》:你是否认为,科普书的写作不受专业的限制,或者说有一定的理科背景就可以?

卢昌海:理科背景对于“跨界”写作有很大的助益,因为不同的科学分支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那就是科学方法。

不过,每个科学分支都有属于自己的知识积累,这对于“跨界”写作是一种壁垒,需要通过认真的学习来消除,否则会有落笔就错的危险。很明显,与自己的专业相距越远,知识壁垒通常就越高,“跨界”的难度也就越大。

因此,虽不存在严格的边界,“跨界”写作的范围是有讲究的。对于我自己来说,通常选择天文和数学作为“跨界”范围,除了与物理最为相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文和数学一直就是我最喜爱的学科,原本就有一定的基础。

《中国科学报》:你写这本书历时8年才完成,这么长时间,除了没有约稿的时间限制,是不是还因为创作过程遇到了困难?

卢昌海:虽不是“历时8年”的主要原因,但困难确实是有的。最大困难也是来自刚才提到的知识壁垒。这本书最后有关“山寨版”和“豪华版”黎曼猜想的部分还是涉及到了我以前不曾或很少涉猎的知识,因此花了很多精力去学习。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那部分从逻辑结构到内容编排都成为了全书中最独特的。

美国物理学家费曼在自传中提到过他的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学一样东西时采用一个在学习过程中能随时印证的简单例子。我在介绍“豪华版”黎曼猜想时也引进了一个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采用过的简单例子。那部分内容发表后,有读者表示自己原本最怕代数,但看了我的介绍“感觉就不一样了”“立刻就明白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王元和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扶磊教授也对那部分内容给予了好评。这些都是让我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情往往做的时候越困难,做成之后就越欣慰,这大概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吧。

 程光胜:“重新发现”科学家伍连德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程光胜谈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的翻译,非常感慨,因为能将这部书翻译成中文,与伍连德在中国“重新发现”不无关系。

伍连德是我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现代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在1910年至1911年之间,他临危受命,负责组织扑灭在东北暴发的肺鼠疫大流行。1911年4月,由伍连德主持的“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在沈阳召开。他因此而在1935年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候选人。

不过,伍连德早在1937年就返回了出生地马来亚,又因各种原因,他的名字后来逐渐被国人遗忘。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偶尔知道伍连德的。”程光胜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惊讶于伍连德的成就,向当时健在的老先生询问了伍连德的事。之后,伍连德进入到程光胜视野,除了在北京查找资料,他还到广州、上海、南京及哈尔滨的相关档案馆寻找。

2003年SARS期间,程光胜撰写了一篇长文,介绍了伍连德当年在东北防疫的事迹,并发了些感慨和建议,发表在媒体上。

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伍连德,尤其是SARS之后,国内还出现一批“伍迷”。王哲的《国士无双伍连德》和礼露的《发现伍连德》两本书的出版便是例证。

非常遗憾的是,《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一直没有完整地翻译成中文。

这部自传是伍连德晚年所写,195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回顾和总结自己近80年的人生历程的同时,伍连德以一位海外华人的视角,描绘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世界、南洋和中国的方方面面。

程光胜告诉记者,新加坡华人徐民谋曾节译过这部书,主要是伍连德的生平经历,但只有不到10万字。

终于,在2011年4月召开的纪念“万国鼠疫研究会”100周年研讨会上,程光胜携刚刚出版的《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中译本上册到会,引起了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关注。到2012年初,该书的下册也出版了。整个翻译过程历时近两年。伍连德自传出版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一书的翻译工作由三人共同完成。由程光胜、马学博翻译,王丽凤校对。他们三人各有分工,缺一不可。

王丽凤是新加坡的电视制作人,曾拍摄过大型专题纪录片《伍连德博士传》。在新加坡生活的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希望王丽凤能找人翻译这部自传。

在国内,“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找到程光胜,希望他能翻译该书。

“我结识王丽凤,是因为她拍摄那部电视片时找过我。”程光胜说,通过王丽凤他得到伍玉玲的翻译授权,并要求在纪念“万国鼠疫研究会”100周年大会时,即2011年4月前出版。

那时已是2009年底,这么短时间翻译出版一部60万字的书非常困难。于是,程光胜又邀请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从事东北近代防疫史研究的马学博一块翻译,“我和马学博也是因伍连德相识的”。

尽管从事专业翻译近60年,程光胜说这部书翻译起来并不容易,“译文在我们3人间传阅修订不下10遍”。

“马学博在吉林、沈阳档案馆查了伍连德当年的史料。我找到流行病研究所专门研究鼠疫的专家了解情况。”程光胜说,王丽凤为解决南洋人名地名和习惯用语的翻译问题,还特意到马来西亚去了几趟。

程光胜告诉记者,因为这部书是伍连德晚年在海外撰写的,所以有一些记忆上的错误。考虑到口述史本身的特点,还是按照原文翻译,只是对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如历史名人生卒年等,作了适当修订。

“中文版尽可能忠实于作者原意,因为要充分掌握伍连德提供的史料,了解当时的鼠疫防疫及科学界状况,也就是说这部书的史料价值是我们最看重的;其次,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程光胜总结道。

《中国科学报》 (2014-07-25 第18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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