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汉姆的“大米理论”不久前作为封面故事登载在《科学》杂志，他试图从农耕作物角度解释中国南北方个人和集体的文化差异。

■本报记者 张晶晶

你可曾想过，自己性格的养成受到了生活所在地主要农作物的影响？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托尔汉姆的“大米理论”不久前作为封面故事登载在《科学》杂志，他试图从农耕作物角度解释个人和集体的文化差异：种植水稻的历史可能使得中国南方人采取更加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行事更加集体主义，人与人之间也更加相互依赖；北方人则恰恰相反。

论文一经发表，迅速吸引了国内外关注：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怎么唯独一个老外会想到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但其实这并不是托尔汉姆第一次受到媒体的瞩目，“老外自制空气净化器”事件的主角也是他。

即将结束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业的托尔汉姆利用暑假再次造访中国，日前他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讲述了自己和中国的故事以及“大米理论”、Smart Air诞生的经过。

家族的“害群之马”

“我是家里的Black Sheep。”托尔汉姆用了“害群之马”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在家庭成长中的角色。

他的故乡是美国密歇根州伊斯兰辛，一个静谧优美同时又略显无聊的小城。他的父亲从事林业能源经济方面的研究，哥哥是一名森林生态学家，姐姐则是一名律师。

与家人们从事的“硬科学”相比，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托尔汉姆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好在家人们依旧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有人将科学分类为向外探究自然、宇宙的科学以及向内探索人体、思想的科学，就这种分类来看，托尔汉姆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后者。本科时他主修西班牙语和心理学，觉得未来自己理想的专业应该是国际关系之类。“但后来发现那些学科很无聊。”

相较之下，人的想法和行为、不同人群的文化更让他着迷。在读过社会心理学大师提摩西·威尔逊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之后，他试着开始问自己：发生在我脑子里的事情，是我自己能理解的吗？我在听一首歌，那我为什么会喜欢它呢？“表面上我们应该能掌握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

托尔汉姆选择攻读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正是出于自己最本能的好奇心。观察人的行为、想法背后的原因让他觉得趣味无穷，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方法加以分析更是十分过瘾。

2007年夏天，他因为一个科研项目第一次来到中国，本以为会被派往讲西班牙语国家的他恶补中文。他很喜欢在北京的生活，理由是“出门就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不像在伊斯兰辛那样比较无聊”。

汉语老师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叫作“谈涛”，告诉他这是英文名字的谐音。“但后来我知道他是用这两个字来说明我话很多。”

之后的几乎每个假期托尔汉姆都会“回”到中国。其中有一年在北京语言大学上课，他偶然间在走廊课表上发现了一门讲中国方言的课程，便兴致勃勃地开始听课。

老师偶然讲到，“手”这个词在中国不同地区所代表的身体部位是不同的，有的地方就是指手腕以外包括手掌的部分，而有的地方则是指手肘以下包括小臂以及手掌的部位。托尔汉姆的室友也验证了这种说法：“室友告诉我说他在广州上瑜伽课，老师让举手，大家都抬起手肘，只有他高举胳膊。”

更让托尔汉姆惊讶的事情是，在老师展示的这两种理解的地域分布图上，本以为会呈现不规则的分布，但事实上却十分均匀地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那个时候我开始感觉到那条线或许代表着很重要的事情。”

“大米理论”诞生记

先后在广州和北京生活过的托尔汉姆对于中国南北方人的性格差异有着深刻的感受。

“广州的超市通道大多很窄，我站在那儿看商品的时候，有人从我后面经过，如果不小心碰到的话，他们的身体反应会特别紧张。”刚习惯了南方人的内敛，北方人的大大咧咧又冷不丁地“袭击”了托尔汉姆。

当时他和自己的美国朋友在黑龙江的博物馆参观，一位工作人员夸他们汉语说得好，同时指着托尔汉姆说：“你的中文比他的好。”

“当时我特别惊慌，因为我们有些忌讳这种比较，并且在广州这种事情从来没发生过。”事后，他和朋友非常有默契地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

在山西，他发现虽然当地人因为很少看到外国人而会对他很好奇，但是并不会害怕；广州虽然很早就已经开放，大家对外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但是直接面对面的时候似乎还会看到惊恐的神情。

托尔汉姆开始假设中国南北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同时开始试图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他向记者介绍说，已有的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主要有两种：现代化假说和病原体理论。现代化假说主张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化的加深，人们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和具有分析性。病原体理论则认为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性会使得与陌生人打交道更加危险，因而相应的文化倾向于孤岛化和集体主义。

然而，现代化假说无法解释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的集体化倾向；而在病原体理论中，热量则作为一个混淆变量存在——恰好更热的地方水稻种植偏多。

托尔汉姆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其中也有普利策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中国写作的小说《大地》。他从中发现水稻种植使用的是一套与小麦完全不同的系统，它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同村的农民因此需要组队劳作，水稻对于水的大量需求要求大家齐心协力来建设灌溉系统、协商漫灌时间等。

上课时见过的那条分界线再次浮现在托尔汉姆的脑海中，而这条线恰好与水稻、小麦的种植分界线高度重合。

或许，这就是中国南方和北方文化差异的原因？

他和同事们开始在中国的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六个地区对1162名汉族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分界线以南、种植水稻更多的地区，人们更偏向于整体性思考、会尽量避免和别人发生冲突、自我膨胀的程度偏低；而分界线以北、种植小麦更多的地区，人们更偏向于个人主义、自我膨胀的程度较高。

托尔汉姆找到的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证据是1996年、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家庭离婚率显示，水稻种植区的离婚率比种植小麦地区的离婚率更低。“水稻文化注重避免冲突、保持关系，这可能让人们不太愿意离婚。”

Smart Air，提供另一种选择

“大米理论”登上《科学》封面，托尔汉姆本人始料未及。事实上，进行这项研究的资金，也是他从另外一个项目里节省出来的。“当时我如果直接告诉他们我要作这个研究，他们应该会说我crazy。”

而他所做的“疯狂”之事，之前也有一件——自制空气净化器，挑战大品牌。

长居北京，爆表的PM2.5让托尔汉姆倍感忧虑。他开始考虑购入空气净化器，在参考了网友们的评测，比较了市面上几个品牌之后，他几乎已经要付钱下单。

“有记者写我自制空气净化器好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其实半个小时就有结果了。”就在付款之前，托尔汉姆突然很好奇昂贵的空气净化器到底有什么技术配得上这样的价格。但结果是，其核心器件HEPA（高效空气过滤器）并不是什么高新科技，而是一种十分成熟且常见的部件。

“我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是过激人士。但是这种发环境财的做法还是让我很生气。”

他开始尝试自制空气净化器，并且购买了专业的测试设备。事实上他花在这些东西上的钱早已足够他购买不错的品牌空气净化器了。

“朋友们嘲笑我做赔钱生意。”他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测评结果，证明自制空气净化器拥有不输品牌空气净化器的效果。

去年，托尔汉姆和几个朋友一起创立了Smart Air，可以说它是一个品牌，但事实上他们的产品——风扇加HEPA——非常容易复制。这个夏天，Smart Air已经在北京举办了多次工作坊，托尔汉姆亲自教授大家如何自制一台空气净化器。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买到HEPA，可以DIY。”对于商业经营并无兴趣的托尔汉姆只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你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记者手记

“观察家”托尔汉姆

约到托尔汉姆是在“知乎网”上，一篇帖子里他详细回答了大家对于自制空气净化器的诸多疑问。当时他还在美国，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回”北京之后接受采访。

在三里屯附近一家以科学为主题的咖啡馆，笔者见到了刚从健身房出来的托尔汉姆。同行的还有Smart Air的合伙人之一、他的搭档Anna，他说这个咖啡馆也是他们的常驻办公地点，“相比在家里窝着，在咖啡馆比较容易激发灵感”，采访结束后他们就要开会讨论。

相比称呼托尔汉姆为社会心理学家，笔者觉得“观察家”三个字似乎更适合他。感性观察与理性思考在托尔汉姆身上达到了完美融合。他说自己有一次坐地铁一号线，有个人在车厢门即将关闭的一刹那把胳膊伸了进来，或许是误以为车门会像电梯门一样自动感应然后打开，然而事实上却是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托尔汉姆站在门里面都觉着毛骨悚然，生怕门外的人没有抽出手而被拖拽发生事故。“他使劲把手抽了出去，然后转身就上了楼梯。”

很多人并不会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什么特别，但托尔汉姆就会好奇：为什么他能迅速地转身上了楼梯？而不是在原地抚一下胸口之类的表示惊恐？是因为丢脸吗？

如果有人打算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其应具备的敏感度似乎可以以此为参照。

至于由心而生的对科学的热爱，则有另外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导师的导师来学校作演讲，说到自己早上三点钟睡不着起来分析数据，然后对讲台下面的研究生和教授们说：“你们中如果有谁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那可能应该考虑转行。”

托尔汉姆当时坐在讲台下面唯一的反应就是猛点头。

不管是看他在“知乎”上关于空气净化器的答疑，还是看Smart Air的网站，亦或是“大米理论”的论文，笔者都会感慨于托尔汉姆严谨的科学精神。不断有人质疑他的自制空气净化器，他就不断完善自己的数据。最新进展是他拜托了住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朋友用他的测试仪进行测试，借以检测自己的测试仪与美国大使馆仪器检测结果的异同。

陆续有高校邀请托尔汉姆进行“大米理论”的演讲，相比于自己花出去的时间，他更关心来听的人是不是真的听懂，演讲后是不是能进行有趣的讨论。结论是，他用中文进行演讲的时候明显效果要好得多——这是“观察家”托尔汉姆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的又一项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