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招生首要考虑的是学术和教育标准。德育可成为大学评价学生的一项指标，但不能加在总分上，要求学校必须认可。

■本报记者 陈彬

曾几何时，“见义勇为该不该被物质奖励”是人们经常争议的一个话题，而就在不久前，这一话题变成了“见义勇为该不该被分数奖励”。

自去年9月中下旬以来，全国各省份招办开始陆续发布2014年高考相关信息。截至目前，31个省份均已正式出台高考新政。其中，各省在体育、奥赛等项目上的加分比例大幅降低，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3个省份加分项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该不该高考加分”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

新发掘的老问题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针对高考德育加分政策，公众质疑的声音远大于支持的声音。比如国内某网络媒体针对此事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有80.3%的调查对象不支持“品德加分”，支持的人仅占9.4%。而人们质疑的主要焦点在于，德育加分很难有明确的指标衡量。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表示，从本质上说，高考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考试为学生提供公平录取的机会，其重要着眼点是对学生文化和智力的考评。“品德是不能通过考试来体现的。”

刘海峰的话代表了大部分公众的观点。而在采访中，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该政策做出了解读。

“首先，高考德育加分政策的确存在操作性差的问题。除此之外，该政策还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卢晓东说，本身品德优良的学生，其见义勇为的动机并不应当存在功利性，但这一政策却强行将无功利行为披上了功利的外衣。换言之，该政策是用功利的方式倡导无功利的道德行为，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考德育加分政策被很多人称为“高考新政”。但事实上，该政策自1987年以来一直存在。当年，原国家教委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中提出，对政治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的学生可适当降低分数或优先录取。随后的几十年，该政策几经调整，但一直都存在。对于这样一条已经存在数十年的“老规定”，为什么公众会在此时忽然如此关注？

对此，卢晓东表示，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只不过之前相对而言不太重要，没有引起大家注意。“近些年，人们对高校招生制度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以高考主体、自主招生为辅的主体模式，并没有太注意到保送、加分等枝节性问题。即使注意到，人们的目光也大多集中在奥赛保送等显性问题。直到近几年高考改革，奥赛保送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品德加分问题才得以暴露。从这个角度上说，此次公众的集体质疑，其实也是一次对高考制度的集体反思，无论对错，都有助于未来高考制度的逐步改进和完善。”

“没人想要不道德的学生”

不可否认，通过加分政策推动高中德育教育已经受到了太多质疑。那么在高校的考试录取环节，是否有更为合理的方式推动学生的德育教育呢？

在采访中，卢晓东表示，高校的自主招生应当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与一般高考不同，自主招生过程目前已经有高二暑期夏令营、考前面试等，未来还可能有更多高校开始尝试考后面试。自主招生的很多题目对学生的道德感以及价值立场都会做一定衡量，这些会对高中德育教育、考生的自我道德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卢晓东说。

以2012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面试试题为例，其中有一道题目为“对患有绝症的病人，你认为应该隐瞒病情还是如实告知？”还有一道题目为“怎样的机制能够鼓励见义勇为，减少袖手踯躅？”这两道题目都考察了学生道德价值的形成以及反思精神。 此外，还有开放探讨中的反复追问。卢晓东坦言，现行的加分政策是为学生树立一个功利化的指标，但自主招生则是通过录取标准的变化对学生合理筛选，最终反作用于人才德育培养。

“自主招生在某种意义上有些类似于中医的个别诊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定之规，而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过程，这更符合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用这种方式加强德育教育不会走偏，要知道，没有人想要不道德的学生。”卢晓东说。

应该说，高校自主招生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落实高校自主权，而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落实高校自主权”也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答案。比如在投给本报的一篇评论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便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在评论中，熊丙奇表示，应该由学校认可是否接受德育加分，大学的招生首要考虑的是学术和教育标准，而非其他标准。德育可成为大学评价学生的一项指标，但不能加在总分上，要求学校必须认可。

“裸考”可行吗

事实上，公众对于高考加分政策的诟病并非近期才有。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有一个有些“大胆”的设想——高考是否可以除去任何加分，实行完全的“裸考”？

采访中，刘海峰透露，前两年，国内曾有媒体针对高考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公众都赞同高考回归“裸考”。然而，作为考试制度领域的知名学者，刘海峰本人却并不这么看。

“在高考加分的问题上，加分过多当然过犹不及，但完全取消同样‘过犹不及’。毕竟有些加分项还是很有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该不该取消，而是在于是否可以客观衡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刘海峰说。

对此，熊丙奇也表示，高考加分的最初目的是鼓励学生发展特长，但由于高考录取实行单一分数评价，因此加分演变为加分教育。在取消加分之后，还应该建立高校的多元评价体系，把加分项目纳入多元评价中。“美国名校的录取指标大多有16项，我国目前的加分项目都是多元评价体系的一个指标。所不同的是，美国是由大学自主认可，自主评价，而我国则由政府认定，学校必须接受。”

有反对“裸考”者，当然也有支持者。比如在采访中，卢晓东就对“裸考”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赞同。之所以说“一定程度”，是因为在他的概念中，“裸考”依然要和自主招生相挂钩。

“我们未来的招生导向，一定是分省或者国家统一高考和高校自主招生有机结合，我们可以增加自主招生比例，但高考成绩必须占有一定权重，这样的模式比较可观、可控。”卢晓东说，在这种模式下，体育、艺术特长生的加分和德育加分其实可以慢慢取消，高考以“裸考”的形式存在并不代表着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漠视，因为这方面的考察可以放到自主招生中进行。

“‘裸考’可以最大限度发挥高考的公平性特质，而自主招生又可以在公平的前提下，实现人才选拔的人性化与最优化，这样的模式才是今后我们应该追求的主要模式。”卢晓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