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一所高校要在学术和学生培养中产生互动，就需要某种差异化的学生结构，而目前的招生政策使得同一层次的学生大量集中，缺乏很好的组织架构，从而很难互相配合，形成团队。如何改进还需要我们作更多努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成了东部强、中西部相对薄弱的布局，这种布局也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造成了一定影响。虽然近年来，国家已经将优先发展的目光转移到了西部，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战略，对西部高校加大扶植力度。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西北大学副校长高岭表示，从各个方面来看，西部高等教育，尤其是西部地方高等教育还应该得到国家更切实的优先支持与发展。
国内高校已被“过细划分”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西部高等教育在我国整体高等教育布局中，处于何种地位？又面临哪些问题？
高岭：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组成中，地方高校的比重是相当大的，这也决定了国家如果想真正实现人才强国，就一定要把地方高校的水平做强。应该说，近几年我国对中西部地方高校设立了很多项目，并投入大量经费，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目前来看，这样的投入依然不够，尤其在一些政策方面还存在问题。
比如，通过政策的介入，国内高校的水平和类别已经被分得太开。这使得很多时候，地方高校所享受到的政策福利与重点高校有一定差异。以校企合作为例，很多用人单位喜欢与高水平一流大学合作，由于国内已经长期形成了国立学校和地方学校的差异，使地方院校的生存空间不多。
再比如在招生层面，学校要想培养优秀学生，生源素质非常关键，但目前层层选拔、层层考试的方式，把学生分得过于细致，这并不利于地方高校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现行招生方式对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造成了一定干扰？
高岭：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在考生成绩并非如此细致地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时期，总有一些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地方高校可以招到一些很优秀的学生。而如今，经过成绩的层层划分、层层选拔，几乎所有的优秀生源都被“截留”在部属高校。然而，一所高校要在学术和学生培养中产生互动，就需要某种差异化的学生结构，而目前的招生政策使得同一层次学生大量集中，缺乏很好的组织架构，从而很难互相配合，形成团队。从这个角度上说，如何改进政策，引导社会观念，让大家感到高校也是各有特色的，还需要我们作更多努力。
高等教育也须均衡配置资源
《中国科学报》：近几年，国家已经开始对中西部高校在资源配置上进行一定的倾斜，在这方面您觉得成效如何？
高岭：不可否认，这几年西部高校已经开始享受到了国家层面上资源配置的“红利”，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西部高校在这方面的差距依然很大。
以生均经费为例，这些年各地发展迅速，地方财政对地方高校生均经费的投入力度也有所增加。目前陕西省高校的生均经费达到1.2万元，然而这一数字距离一些部委高校的差距依然比较大。因为除了正常拨款外，部委高校还拥有各种重大专项，其经费方面的支持比地方高校高很多。
《中国科学报》：您是否认为国家需要将东西部高校的政策和资源全部统一化？
高岭：部委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实际情况有比较大的差异，自然不需要把所有政策全部统一化，但至少在一些基本的办学内容方面要适当地公平化。
还是以招生计划为例，以西北大学为代表的高水平地方学校，在国家整体的博士生招生计划中，能够招生的比例较之部属高校要少得多。然而，博士生是创新的主力，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很容易组成团队，博士生数量的缺乏对学校理想的人才培养体系建构影响很大，这些方面就需要政策扶植。
在教育资源方面，之前我们一提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大多想到的是中小学教育，其实高等教育在这方面也存在问题，不同高校能获得的资源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当然不能千篇一律，各学校要发挥各自优势，争取各种资源。但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需要给各高校一个基本的经费保障。
这就好比要解决中学教育中的择校问题，就需要实现中学的普遍标准化建设。虽然这种建设不是把所有中学都建成一个模子，但一些基本条件是需要普遍满足的，这样才能使得一所中学具备培养合格中学生的能力，高等教育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高校不能只管好自己
《中国科学报》：面对中西部高校依然差异巨大的现状，您认为西部高校需要在发展中注意哪些问题？
高岭：从自身发展来讲，西部高校，尤其是西部的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为自己设定合适的定位。这种定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人才培养上，我们的课程体系该怎么定位？在面向应用还是面向基础方面如何取舍平衡？我们的专业设置如何体现地方院校的独特性和优势？
需要强调的是，立足地方并不代表落后或是低层次。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如果不能给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带来支撑，提供服务，那么高校想要得到周边的支持，其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方面地方院校需要准确地把握。
其次，总体而言，高校是科技成果的主要产出者和拥有者。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必须要面对地方的社会发展需求，不能脱离当地实际。当然，面向地方并不代表所有的研究都是应用型的。地方高校的研究既可以是应用型的，也可以在应用过程中寻找共性的关键技术、理论和方法，进而转化为基础研究，提升学科水平。但无论哪种研究都一定要面向国家和地方的实际需求。
《中国科学报》：您所提到的观点似乎又涉及到另一个理念，即高校需不需要随大流，与社会完全融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您是如何思考的？
高岭：我倒是觉得这是两个概念，高校一方面要有自己独立的办学理念和自主权，才能在某些方面具有创造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问，高校所有一切的创造意义何在？在我看来，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还需要跟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相融合。
有一种理念认为，高校作为高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机构，似乎只管好自己就可以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完全对的，至少对大部分高校来讲是不对的。我国的确应该开办几所类似于哈佛、耶鲁一样的纯学术型大学，这样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基础性、学术性的人才培养及原创性的科研，但大部分高校恐怕不能这样。事实上，国外大批知名高校也是以应用型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德国、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以及法国工程师教育，而我们却在较多地沿着传统学术型大学道路发展，这种发展方式是否正确，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科学报》 (2014-04-24 第7版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