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珉琦
每年的两会上，科普推广都是科教界人士关心的话题之一。然而，强调科学家应主动增强科普意识的建议，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有科学家坦言，国内当前的科研政策和评价体系从根本上并不支持他们这么做。其实，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科学传播是科研工作者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首先，一个科学研究领域要想在当年获得政府更多的资金支持，必须以实际行动说服国会议员对其进行投票支持，而科普是让议员们以及他们背后的选民更多地了解该科研领域并使科研团队获得信任的重要途径。其次，美国大部分研究资助机构都会明确要求申请的研究项目须包括科普部分，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要求向社区民众及中小学生传播与该研究项目相关的科学知识。
事实上，制度层面的要求和支持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构建学术圈做科普的良好氛围，而这正是国内科学界所缺乏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部分科学家本身并没有主动做科普的习惯。而在下一代的教育中，如果中小学生没有看到榜样的力量，那么当他们成为科学家时，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也依然停留在完成科研任务上，科普意识的缺失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国内一些学术“大咖”始终在传递科学与理性精神的道路上奔走呼告。在学术圈，他们被称为一群有人文主义关怀的科学家，他们更看重科学对“人”的自我发展的重大影响。这也意味着，科普的根本动力来自科学家的人文素养，但对于一些年轻的学者来说，这个凡事都追求速度和结果的时代，并不利于人文精神的自我养成。
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曾写过非常著名的、也被称为“人类大历史三部曲”的科普巨著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和《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事实上，他最初只是跨胆囊流体输送生理学专业的学者，但如今人们提到他，想到的却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他将自己从写作仅面向一小部分学术专业人士、关注狭窄课题的专业论文，向写作旨在面向专业人士与普通受众、关注较大课题的著作的改变，看成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型。他希望人类能够从过往中汲取教训，以便为下一代构建美好的未来。
显然，人文素养的提升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但改变的前提是，我们已经选择了要努力这样做。
《中国科学报》 (2014-03-14 第3版 两会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