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做了多年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是历年全国两会上的热点人物。前年两会上，他直接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插话”，提问考研泄题事件。去年6月，葛剑雄又因为请辞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耿直的性格、犀利的语言让葛剑雄有了“葛大炮”的称号。3月2日，刚到政协委员驻地的葛剑雄谈到高考改革，直言对教育部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不满意。他认为，现在提的高考方案都不是建立在科学论证、调查研究比较基础上的，另外，高考改革只盯着具体如何考、录取等问题，就是走错了方向。（《京华时报》3月3日）
我赞成葛剑雄委员呼吁高考改革方案要经过科学论证、调查研究，但却不认可其对高考改革的具体意见——高考改革不应该盯着如何考的问题，但应该盯着如何录取，如果考和录都不改，而只是去改革考不上大学也有美好的出路，那不是高考改革，而是系统教育改革和整体社会改革。只盯着如何录取的话，改革就会陷入各环节的彼此推诿之中。葛剑雄委员的意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改革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随意决策，而应该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审议，以凝聚共识，制定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目前教育部门透露的高考改革方案，由于只改考，而很少涉及录取的问题。因此，这一方案无法让基础教育摆脱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思维，减少统考科目、降低分值，延续的还是过去的科目改革做法。被认为有亮点的英语一年多次考，由于是选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排序录取，也不可能打破一考定终身，最多是多考定终身，考生的焦虑反可能增加。
只有对录取制度进行改革，高考改革的僵局才可能打破。我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录取制度问题。这一制度，对于大学而言，制造了录取不平等，高校在录取时分批次先后投档；对于考生，限制了其选择考试、选择教育的权利；对于中学，由于大学按单一的分数选拔录取学生，学校的教育教学只能完全围绕考试展开。
葛委员认为，要清楚高考改革的矛盾在哪里。他所说的矛盾有二。第一，我们国家到底需要多少，或者有条件培养多少大学生。一旦高考招生名额确定了，如何去挑选人才，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第二，高考挑选剩下来的人怎么办？应该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出路，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让他们觉得即使没有通过高考同样也有美好的前途。
在笔者看来，前一个矛盾，有些似是而非。只要高考名额确定了，如何挑选人才就不难解决，这句话未必成立。因为，高考的招生计划不也是很清楚的吗？而第二个矛盾要解决，恰恰要通过高考制度改革来推动，这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消除学校间的不平等，让学校有自主办学空间，办出个性、特色，由此给学生创造多元的成才选择。现在的高考计划录取制度，制造了学校的等级、限制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没有实行个性化多元教育，培养个性化的学生，所以大家都把高考作为成才的出口。如果改革录取制度，实行大学完全自主的招生，当前的教育局面和就业局面都将发生根本改变。
高考改革不是一件小事，不能拍脑袋随意决策。过去10年来，我国各地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十分随意，江苏曾在10年内出台5套方案。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某种程度说，是江苏2008年已经实行的高考改革的翻版，而这一改革经过实践检验，已经被证明并不成功，基础教育并没有摆脱应试焦虑，学校、老师、家长、学生怨声载道。把在地方已经尝试不成功的方案再推向全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鉴于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制订高考改革方案，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应该由全国人大主导，将高考改革方案提交人大审议决策。原因有如下几个：
其一，通过人大决策，可广泛听取各界意见，而不只是教育系统的意见，从而形成各方意见的充分博弈，以达成改革共识。虽然教育部门在制定高考方案时，也称广泛听取了意见，但这是行政主导下的听取意见，并不是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
其二，人大决策可摆脱行政部门自身的利益局限。推进高考改革，势必要进行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比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体系，必然要求政府部门放权，如果行政部门主导，放权就很困难。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就是在行政部门不放权的框架下只进行科目改革——行政部门的权力，维系在计划录取制度之上。
其三，如果有全国整体的高考改革方案，高考改革不必各地各搞一套。包括葛剑雄委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认为，分省命题考虑到各地教学水平、课程，特别是教材不统一，考试当然也要从实际出发，这其实是很传统的思路。试想，如果考试招生教学分离，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组织，用得着各地自行组织考试吗？全国所有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参加社会化考试，用社会化考试成绩去申请大学，不但把中学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打破了高考的地方保护，实现学生的自由高考。只有学生拥有充分的选择权，才是对考试公平、教育质量的根本促进。
《中国科学报》 (2014-03-06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