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尹赞勋院士离开我们30周年，中国地质科学界都深情地缅怀这位卓越的大师。

■潘云唐

为人正直

尹赞勋1902年出生在河北平乡县一个官绅之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曾作过县官。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14岁考进河北省著名的保定育德中学。1919年，在他高中毕业前夕，“五四”运动波及保定，他虽出身名门望族，但非常爱国，积极投入运动中，上街宣传演讲，编导演出时事活报剧等。当年，他考入北京大学。

1923年，尹赞勋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欧洲留学，在法国里昂大学地质系学习。1931年以古生物学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荣获博士学位于当年回国，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又在中法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课。他在科研和教学中贡献都很突出，出版了3部《中国古生物志·乙种》，而且他一专多能，在地层、沉积、岩石、矿产、构造、火山、喀斯特、水文、地貌、天文等方面都有科研成果问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尹赞勋任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两年后出任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驻昆明办事处主任。1940年调到重庆北碚任该所副所长。当年夏，该所所长黄汲清为了摆脱行政事务而潜心科研，不顾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常务次长潘宜之等一再恳切挽留，坚决辞去所长职务，当翁、潘向黄征求继任人选时，黄极力推荐尹赞勋，黄认为尹是他在北京大学的学长，留学欧洲、荣获博士学位也早于他，回国后在古生物地层学等方面成就也十分突出。

尹赞勋在两年代所长任期内，做了大量有益工作。1941年，他主持开展了该所成立25周年的纪念活动，总结和弘扬了该所调查地质矿产工作的巨大成绩。作为中国地质学会领导人，他又与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合作写了“中国地质学会会歌”的歌词，经音乐家谱曲而在广大会员中传唱。1942年，尹赞勋以“部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实难应付”之由，愤而辞去代所长之职，仍任副所长兼古生物地层研究室主任。尹赞勋与他的前任所长黄汲清及后任所长李春昱都共事得非常融洽，一同缔造了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全盛时代”。他们三人都堪称中国地质科学界卓越的第二代领导人。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临近崩溃的国民党当局严令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台北，但尹赞勋和李春昱等与全所员工亲密团结，进行了抗迁护所的斗争，终于使这个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的人员及硬件设施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

平息“大同火山”风波

新中国时期，尹赞勋于1950年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1952年，他又任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任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1957年任地学部主任，直至1981年为止。他还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曾多次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为中国地质古生物学科研、教育等单位的设置、调整及科研管理、战略规划等方面尽心竭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尹赞勋在上世纪30年代初考察过大同火山群，认为是死火山。可是50年代来华的一位苏联专家二次考察大同火山群后，却发表文章，认为是活火山。“文革”后期，“大同火山即将爆发”的谣言不胫而走，引起恐慌，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1975年，尹赞勋拖着年逾古稀的病体，再赴大同火山地区详细考察，搜集新的资料、证据，坚定维护了他早年认为是死火山的结论，并给当地群众及干部作了报告，又普及了火山地质方面的科学知识，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使当地生产、生活都恢复常态。

提携晚辈

作为地质科学界的领导者，尹赞勋十分重视培养晚进后学。

1945年初，穆恩之刚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就安排他跟随尹赞勋研究地层古生物。在尹精心指导培养下，当年他们二人就发表了关于笔石的学术文章，一篇是二人联名发表的，另一篇是尹把自己初步鉴定过的大批标本交穆进一步研究而由穆单独发表的。穆在新中国时期成长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笔石古生物学的重要权威。

新中国时期，尹赞勋又指导张守信从事地层指南、理论地层学等方面的研究，张后来出版了《理论地层学》专著、教科书。

由于尹赞勋这样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地学界同行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尹公”，表彰他的无私奉献精神。

1984年1月27日，尹赞勋病逝。在他去世前，很多大科学家去医院探望他，他含泪说：“我自己生病不能工作了，还麻烦您们耽误工作来看我，真是惭愧啊！”

他去世后，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尹赞勋基金会”，设置“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每4年颁奖一次，迄今已有数十人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