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的文科建设，应当从办学定位出发，注重以“就业为导向”，即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招生规模。
希望人人都重视教育的非功利性并不现实，但重点院校应当做到这一点。重点院校的文科教育应该更侧重教育的根本目的，将功利目的放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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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理工科毕业生拿着5位数的年终奖回家，毕业于南京某“211工程”院校的文科毕业生张慧不淡定了。“文科生工作难找，月薪不高。辛苦一年，年终奖竟比理工科生少了一个零。”曾经信誓旦旦选择文科，现在张慧颇有后悔之意。
根据第三方教育研究机构麦可思等对2012年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薪资待遇的调查显示，在薪酬排行榜的前十位中，理科专业占七席；排行榜的倒数十位则全部是文科专业，其中薪酬最低的是历史学毕业生，平均月薪仅为2835元。
考虑到就业和待遇，文科在家长、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在张慧曾经就读的高中，原来五五分的文理科班级数，如今已经变成了“文三理七”。
“我很难想象，未来高中的文科班会不会压缩到一两个，甚至为零？大学生读文科专业的出路会不会进一步压缩？”张慧说。
不可否认，这一担忧是社会发展、产业结构、高等教育综合作用下的一大难题。那么，反映到教育上的短板又是什么呢？
普通院校是就业质量不高重镇
“在国内，相比较重点院校的文科毕业生，就业质量、薪酬不高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的文科毕业生中。”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说。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由于国内高校办学定位不清晰，导致二本、三本院校本该缩减的专业没有减少，尤其体现在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开设上。“尽管人文社科专业不好就业，但每年都会新增人文社科专业，文科招生规模还在增加。”
究其原因，“在于相比较开设理工科专业，开设人文社科专业的条件不高，它不需要实验室、专任师资；而且，文科学习相对轻松的特点，也吸引了一些成绩一般的高中生入读”。熊丙奇说，“关注规模（尤其是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的民办、独立院校），在乎怎样尽快开设专业、招收更多学生的逻辑，是文科生就业难的根源”。
与此同时，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质的提高。别敦荣认为，当前的文科教育普遍缺乏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许多高校虽然开设文科专业，但对专业优势、特色考虑得较少；大多数普通本科院校属于近10年新建的，专业建设的力度达不到要求。
“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师资严重不足。”别敦荣解释，教育部规定的生师比是18：1，但是有的文科专业的生师比竟高达50：1或60：1，这一情况在经管类、语言类、艺术类专业上尤为明显。“师资对学生质量的提高有直接影响，这也是造成就业难的一大原因。”
生师比问题一度让安徽省某地方高校新闻学教师张笑困惑。90人的课堂，使他的分组采访课“流产”，按照他15~20人一组的小班教学设想，90人便意味着占用5至6个课时，而这严重影响了教学进度。
“学生常常因实习旷课，或拿实习的理由请假，我们当然不批准。但回头想想，如果让他们乖乖地坐在照本宣科的课堂，他们能不能找到工作都很成问题。”在张笑看来，地方高校的文科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普通院校如何破茧而出
那么，要打破“史上最难就业的魔咒”，普通院校应该如何实现教育上的改革？
熊丙奇表示，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的文科建设，应当从办学定位出发，注重以“就业为导向”，即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招生规模。“一些惨淡经营的人文社科专业，不应大规模招生。”
而普通本科院校的文科教育，不仅要注重与社会对接，还要与高职高专拉开距离，与重点院校的文科教育加以区别。
别敦荣指出，普通本科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在一个人精神塑造上会有所区别。普通本科院校要在学生的人格塑造、人文精神上下功夫，更加注重长远的人文素质培养；而高职高专教育受到教育年限、专业、教育方式等限制，会更加注重职业能力、职业道德伦理的培养。
同时，普通本科院校受到教育模式、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也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在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上做到全面，因此它的文科教育与重点院校注重全面发展、长远发展的文科教育还是有距离的。
针对普通院校文科教育的弊病，别敦荣认为，应重点抓好四个方面——抓专业建设，抓师资队伍，抓办学条件改善，抓质量保障。“必须明确自己的专业特点、优势所在，以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生师比过高的问题，不断提高师资水平；尽力改善教学、实习、社会实践条件，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包括课程教学检查、课程评价等措施，让教学质量在每个环节都能得到保证。”
重点院校的文科定位之忧
张艺是北京某“985工程”高校中文系大二学生，大一结束时她所在的班级有4人转系，大二时，班里近半数人选修了第二学位，还有人陆续准备转系。
张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许多同学当初是冲着经管类专业报考的，只是因为分数线达不到经管类专业，无奈之下选择了中文系。“他们迟早是要走的，只是‘只出不进’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文史哲专业，令人担忧。”
如果说基础学科因就业问题，在普通高校中“遇冷”尚可理解，那么重点院校文科生追逐应用性学科的趋势，是否意味着不同寻常？
别敦荣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希望人人都重视教育的非功利性，但实际上能做到的只有极少数人，也只有极少数高校可能做到。重点院校就应当是这极少数院校，重点院校的文科教育应该更侧重教育的根本目的，将功利目的作为第二位的追求，与其他院校保持一定的距离。“遗憾的是，我国重点院校的办学品位不高，这是这些高校学生的不幸，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在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看来，重点高校文科学生过分追求应用学科的倾向是一种误解，其根源在于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时间、机制都不对。
他解释，目前的大学报考，学生在不了解专业的情况下，易受社会、家长左右；家长出于孩子就业考虑，倾向于让他们选择应用性文科专业，这是产生追求应用学科的问题根源。“如果学生能在上完通识教育之后再选专业，他们的盲目性就会有所减少，情况也会有所改善，这也是宁波大学阳明学院、上海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改革的目的所在。”
从应用性学科“逆袭”至基础性学科的人也是有的。卢晓东告诉记者，去年9月，北大元培学院一名学生学习法律专业两年之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基础文科专业——阿拉伯语。
10年预期下的双学位之争
德国一著名高校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把自然科学学生比作时代的列车，把人文学科学生比喻为驾驶列车的司机。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数据中心2008年发布的一项跟踪研究显示，虽然学术导向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起始收入要低于就业导向型专业毕业的学生，但是两者工资的差距在毕业10年之后基本消失。
别敦荣表示，西方言论中所指的文科生，主要指的是基础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国外大学本科生院和文理学院的毕业生为代表。他们的教育品位更高、看似不功利，却能对社会作更大的贡献。“然而，想要像美国那样，实现文科生的10年预期，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差得很远。”
他指出，如今部分重点大学所作的改革，一方面改革的范围过小，整体上还是严格的专业教育；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双学位的教育改革，扩大学生知识面的举措恰恰违背了第一学位本身的价值，很多学生是因为实在无法逃离自己所在的专业，才去选修第二学位的。
“学中文的应该在中文第一学位上有优势，因为不喜欢中文转学经管等应用性学科专业，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抛弃自己的第一学位。长此以往，一些文科基础学科专业可能会难以持续下去。由于转专业的限制，这些专业学生名册上可能还有学生，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早已无心在这些学科专业学下去。”别敦荣说。
卢晓东则认为，攻读第二学位的价值不在于抛弃第一学位，而是在于强调两个学位的综合价值。“对于一部分想学其他专业的中文系学生而言，他们没有必要把中文学得非常拔尖，学校应该创造机会让他们实现‘经管+中文’‘新闻+中文’等跨学科的价值。”
在他看来，重点高校的文科基础学科不会走向低迷。2013年文科状元刘丁宁弃港大欲考北大中文系就是一例证。“所有的教育都要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学生要学什么一定要给他机会，不要强迫学生做他们不想做的事。”
《中国科学报》 (2014-01-30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