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冉燃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发布时间:2014-1-27 9: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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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三号设计师:不是为了饭碗而是为了事业
 
“我们感觉大家在这里,不是为了一个饭碗,而是为了一项事业”
 
对自己人生不曾精心设计的孙泽洲,却率领一支年轻的队伍完成了一个世所瞩目的设计作品——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工程二期的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
 
2013年12月14日21时,“嫦娥三号”探测器变推力发动机开机,开始实施自主动力下降。11分钟后,“嫦娥三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预选着陆区域成功着陆。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
 
直到这时,孙泽洲悬了近6年的心才稍稍放松:“自从2008年3月‘嫦娥三号’立项,任命我担任‘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我的心一刻也没有放松。”
 
在38岁的年纪挑起“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的担子,孙泽洲感受到机遇的垂青,更感受到挑战的迫人:“不过我始终坚信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老一辈航天人的帮助以及团队的协作,所以我对成功充满信心。”
 
伟大事业的“末梢”
 
197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的孙泽洲,父母都是“沈飞”(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我对飞机一点都不陌生,我的小学、中学一路都是从‘沈飞’的子弟学校念过来的,考大学时我自然也是选了航空航天系统的学校,当时并没有刻意设计自己的未来。”
 
1992年,孙泽洲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在面临职业选择的当口,孙泽洲同样“没想太多就来了五院”。
 
孙泽洲说的“五院”,即1968年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其前身可追溯到1956年建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五院的首任院长。
 
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并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跑马圈地、拓展市场的时期,加上通信行业的异军突起,对孙泽洲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外企、电信等高薪、热门行业无疑更具诱惑。“我的同学中最后真正到航空航天系统的已经比较少了。”
 
孙泽洲很快领教到不同行业选择之后的现实经济落差。“我刚工作的时候月工资200元,外企的同学能拿到2000元,同学不能常来,来两回就感觉吃紧。”
 
不过孙泽洲自言在薪酬方面还比较随遇而安。“我最不适应的其实是从学校到单位这个过程。大学时,大家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来到工作岗位上,作为一个新人,得从基础学起、做起,你不自觉就会想,自己啥时候才能做出点成绩、干出点成果?”
 
这种每个人初入社会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的小失落,对孙泽洲的考验尤其明显。孙泽洲在大学里意气风发,颇有“学霸”风范的他既是奖学金的常客,又是学生干部,但在进入五院之后,置身于航天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孙泽洲开始体验按部就班的程序式工作状态。
 
“头几年,我主要参与资源、实践卫星的测控工作。”他说,“这些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消化、吸收,甚至是复制前辈的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压力。”
 
尤其关键的是,在孙泽洲初入五院之时,中国的航天事业整体并不景气。“那个时候国家投入相对不大,我们的任务也比较少,基本没有加班”。
 
因此,虽然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伟大的事业”,也清楚目前按部就班的工作将为未来积累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孙泽洲仍不免感觉自己只是这个伟大事业的“末梢”,还体会不到那种一直憧憬着的激情和抱负。
 
结缘“嫦娥”
 
2001年,孙泽洲在五院的工作陡然加速。“在这一年,我开始和‘嫦娥’结缘。”他说。
 
这个“嫦娥”,就是大名鼎鼎的“嫦娥工程”。一般而言,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是人类航天活动的三大领域。中国在前两方面均有不俗成绩之后,将目光转向深空探测。中国深空探测的第一步,就是月球探测。
 
2004年,中国启动月球探测工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该工程是新时期启动的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工程之一。虽然“嫦娥工程”正式启动于2004年,但对相关科研人员来说,探月前期的论证研究早已提上日程。
 
孙泽洲至今记得,在他第一次听到探月设想时,自己感受到的冲击:“太遥远了”。
 
孙泽洲说,那是在1996年,褚桂柏老师做中国探月报告。“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还很遥远。因为当时我们对卫星的研究周期一般是八九年,有的甚至要做十多年,比如我参与的资源一号卫星,它已经是一颗比较成熟的地球轨道卫星,但也是到了1999年才发射。而月球距离地球38万公里,以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看,发射这种距离的卫星,似乎还遥不可及。”
 
然而,仅仅5年之后,孙泽洲已经开始参与论证这个有点“遥远”的项目。
 
对孙泽洲负责的星载测控系统论证工作来说,最大的难题是,要在没有地面深空站支持的情况下,解决地月远距离测控的难题。“开展项目论证的时候,我们没有深空站,也没有深空站建设的论证规划,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利用现有资源,完成地月距离的测控任务,这实际上对天线的指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孙泽洲的印象里,天线攻关的进程“起起伏伏”,各种测试“反反复复”,直到2005年,天线指标才最终满足要求。“这时候开始感觉到压力,因为天线虽然只是整个任务的一个方面,但天线的问题不解决,整个任务可能都无法完成。”
 
对孙泽洲而言,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嫦娥工程”正式立项之后。“立项之前,我的工作都是围绕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测控系统;立项之后,我开始担任‘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一则专业跨度比较大,二则需要承担一些技术协调工作。”
 
对孙泽洲来说,专业跨度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赶紧补课呗,多看书多钻研,不懂就找人问。”
 
孙泽洲讲得轻松,但熟悉他的人都清楚,孙泽洲是个出了名的资料控、数据控,有强大的抗疲劳能力。为了让自己迅速变“外行”为“内行”,加班加点成了孙泽洲生活的常态,晚上十点、十一点回家均属正常。
 
在孙泽洲的眼里,协调的难度,并不在于通常意义上的沟通磨合,而是总体设计优化的过程,要力求调动各分系统的积极性。
 
孙泽洲举例说,一般来说,需要他协调的事情都不是某一个系统能够解决的事情,更多的是多个系统相互耦合的事情。那么,对于他来说,首先就要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它的关键点大概有哪些方面,然后,需要在这些关键的方面中去判断:哪个环节的突破、解决对系统来说最优?最后,去跟相关分系统协调沟通,向他们提要求,也让他们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提要求。
 
“我不希望我定的要求太过刚性。”孙泽洲说,“所以我通常会把周围环境,以及我的期望和盘托出,努力调动各分系统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尽量向最优方向努力,为相关系统创造便利。”
 
经年累月的努力之后,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孙泽洲如释重负。“现在回想起来,真替当时的自己捏把汗,因为研制‘嫦娥一号’几乎可以说是从零起步,各种挑战层出不穷。好在当时年轻,还不太知道害怕,虽然觉得担子很重,自己倒是信心满满。”
 
“不能带着隐患上天”
 
接手“嫦娥三号”,孙泽洲“懂得害怕”了。
 
2008年3月,“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全面启动研制,孙泽洲出任“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
 
从“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到“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坦言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是副总师,要协助总师叶培建院士负责总体工作。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我真是没主意了,我还可以去找叶总,叶总总是会有主意的。但是到了‘嫦娥三号’,我开始担任总师,那我也得让大家感觉不管遇到啥困难,只要有我在,就一定能有办法解决。可是从我自己来说,有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打鼓、犯憷。”
 
孙泽洲解释说,“嫦娥三号”成败的最大风险,来自月面环境的不确定性。从已掌握的资料看,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由月面岩石碎屑、粉末、角砾等组成的月壤,这层土壤松软且崎岖,加上落月时的具体月面的地形地貌也不能完全确定等因素,都可能对着陆器造成风险。
 
“说白了,‘嫦娥三号’的第一脚落在哪里,是踩在坑里还是踩在石头上,并不完全由我们的主观努力决定。虽然我们也可以悬停避障,但机动范围毕竟有限,不可能像直升飞机一样一直悬停,直到找到合适的地方再降落。假如这个范围内的地形地貌比较复杂,那我们任务的风险就增大了。”
 
“嫦娥三号”的第二个重大风险,来自大量新产品的应用。孙泽洲说,一般卫星应用新产品的比例为20%~30%,“嫦娥三号”达到80%,而且核心的、要命的部件都是新产品。
 
有系统内人士开始担心:从卫星发射的历史看,首发型号出现问题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嫦娥三号”该怎样避免不良后果?
 
孙泽洲告诉他的队友:“咱们不能这么想,关键在于自己的工作质量。”
 
他提出要求:“哪怕再小概率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在地面上解决,那么我们坚决不怕麻烦,一定要修正、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带着隐患上天。”
 
孙泽洲有一个信念:所有的麻烦、困难一定都是有解的,只是付出代价大小不同而已。“我的体会是,只要问题解决了,哪怕之前熬了几天几夜,我都不感觉累,也不想睡觉,只会感觉非常幸福,反过来,要是问题迟迟不能攻克,那是真累。所以我觉得,没有结果的累是最累的,累而有成,就感觉欣慰。”
 
孙泽洲说,他早已习惯这份工作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命感。“其实真不是我觉悟有多高,就是航天的整体环境、氛围特别好,老同志对年轻人真是帮衬、扶持,愿意给年轻人提供成长的机会和舞台。要说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收入,在社会上也还是偏低的,但很多事情并不是只能用钱去平衡,我相信只用钱去平衡也平衡不了。五院的魔力在于,她让我们感觉大家在这里,不是为了一个饭碗,而是为了一项事业。” (原标题《嫦娥3号设计师:刚工作时月工资是外企同学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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