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滨兴是一个宽容的管理者。他常开会的科研楼里有一个名为“404NotFound”的无线网络。方滨兴并不以为忤。尽管这串代码是他受到的部分网民攻击的象征。
把自己的相机“赔给”丢了相机的学生，借个人存款给贫困生，这些仍不能减少墙外对他参与国家互联网安全系统的攻击。
方滨兴的尴尬在于，举国体制下诞生的工程师与社交媒体时代的网友有难以弥合的隔阂。而且“50后”的信仰和情怀对“80后”“90后”而言太陌生了。墙内的方滨兴代表着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管理方式；而墙外方滨兴的质疑者则昭示着未来互联网发展必须正视和解开的结。
0。1。0。1。0。1。0。1……
逻辑电路的接通或者断开，逻辑运算中的“是”或者“非”——计算机的二进制语言成了53岁的中国计算机安全专家方滨兴半生的隐喻。
北京邮电大学的围墙以内，方滨兴是当之无愧的“1”。一校之长，有求必应的“方sir”、受人尊重。而自三年前始，北邮围墙外，方滨兴却是很多人眼中的“0”，对方滨兴非议之声越来越大。
这是方滨兴告别他耕作7年的北京邮电大学的日子。2013年6月27日，穿戴好学士服的2013届本科生，齐聚体育场，用掌声将他送到麦克风前。
方滨兴个子不高，宽阔的前额、挺拔的鼻梁搭起一张精力旺盛的面孔。他的关于爱国主义的演讲获得全场至少7次掌声。他宣布放弃连任，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以校长名义发表毕业典礼演讲。
“方校长，我们爱你！”学生们喊道。
“我也爱你们！”学生们看到校长眼眶湿润。
毕业典礼上感人一幕却在北邮的围墙外面引起新一轮的冷嘲热讽。网络上，设置了定时“问候”方滨兴的用户并没有关掉“闹钟”；当方滨兴用大刀阔斧的改革、体贴入微的邮件重塑北邮、赢得北邮围墙内声誉时，社交媒体的勃兴却使他在围墙外的“恶名”不断加码。
“没有壳的蜗牛”
“没有壳的蜗牛”是同事对方滨兴待人接物的评价。恰是他建立了中国的互联网安全之壳。
“没有壳的蜗牛。”北邮国际学院院长李欲晓这样形容他心目中的方滨兴。他不惮于在微博上同攻击方滨兴的网友辩论。
方滨兴查出自己患有肠癌，是在去年。在这以后，他减少了来校的次数，但依旧不难在北邮新科研大楼的2层会议室找到他的痕迹。
这栋缺乏风格、略显生硬的白色大楼在方滨兴的主持下去年完工建成。每隔一两个月，他总要召集大部分博士、硕士，在这儿围着两张乒乓球台拼成的大桌开学术研讨会，听取各位的研究进展。
与会者大多熟悉他单刀直入的风格，也知道他紧跟学术前沿，很少放过学生的纰漏；有人直言，“给方校长做报告压力很大”。
学术之外，方滨兴是一个宽容的管理者。在这栋科研楼里打开无线网络，有一个名为“404NotFound”的无线网络赫然在列。方滨兴并不介意学生们的这种调侃，尽管这串代码是他受到的部分网民攻击的象征。2011年，方滨兴去武汉演讲，曾有学生高举“404NotFound”的标语迎接他。
方滨兴参与中国国家互联网安全系统，得从上世纪末谈起。1999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下称“哈工大”）任教多年的方滨兴调任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那一年，全国上网计算机总数不足200万台，用户数约400万人，新浪、搜狐出现不久，阿里巴巴才刚创立。
多年后接受《环球时报》英文版采访时，方滨兴证实，自己是1998年推出的中国国家互联网安全系统的首要设计者。他在北邮官方网站的简历也显示，“首先提出了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理念，并组织研制、实现了相应的系统。”而这，便成为方滨兴后来频频遭到部分网民非议的主要原因，后者认为方的研究和互联网精神抵牾。
方滨兴祖籍江西省万年县，出生于哈尔滨，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曾自称无国外进修经历，是个“土博士”，但好在“所就学的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都是国内同类专业中的顶尖学科”。
除了在清华攻读硕士外，“土博士”的学士、博士学位均在哈工大取得，直到加入国家信息安全部门后仍未停止在该校任教。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哈工大就被确定为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经验的两所院校之一，一种典型的工程师式的人格塑造着每一个从这儿走出去的学生：诚实、勤奋、负责、追求技术上的完美，但这种苏式工程师也被一些人视作缺少人文学科背景。
对国家、对时代的感恩情结，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普遍的一种情怀。前三十年，他们只看到舆论中充满敌对的国际大环境；后三十年，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这让方滨兴这一批科技工作者拥有了一种坚定的爱国情怀。
方滨兴的经历似乎一直在阐释着“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1990年，他进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后流动站，在著名计算机专家胡守仁的指导下，很快取得了多项部委级科技进步奖。
方滨兴一向乐于展示网络存在的风险——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威胁。他曾在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特意“拖堂”，找出一堆安徽省已被“黑”的政府网站，引得哄堂大笑；又现场演示被植入木马的电脑将怎样侵犯机主隐私，令众代表连呼恐怖。
在方滨兴的世界中，国家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曾在方滨兴门下就读博士的李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导师虽不是军人，但有很强的国家荣辱感，“他对我说过一次，军队、国家层面上的项目意义重大，务必要全力做好。”
他曾叮嘱北邮可信分布式计算与服务实验室（下称“可信实验室”）的张天乐博士，“做一个科研项目，首先要想到需求——国家、实际应用有没有这个需求？”
爱国，是方滨兴在校内演讲中谈及最多的词汇。最典型的是他在2011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题为“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的演讲。三千余字的讲话里，他15次提到“中国”，“国家”和“爱国”各被提及12次。
“要像爱护眼球一样，维护社会的稳定。”他教导说。
正是在2011年宣扬“爱国之心”、“爱国之情”的那场演说中，方滨兴闻述了大量此前少有的民族主义论点。他将阻挡卡扎菲攻击反叛军的西方联合部队比作侵华的八国联军，号召学生们报效祖国，增强国家自卫实力，令中国不像利比亚、伊拉克一样沦落。即使在离开国家网络安全系统研究多年以后，方滨兴仍时常和同事以及学生谈起这个话题。在方滨兴看来，外部信息有真有假，放任自流的结果很可能纵容假信息误导民众。他以利比亚等国为例解释，很多民众本身心愿是好的，但信息涌入后，有背后势力操控，能量太大了，民众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容易失控。
爱国之心成了方滨兴这个“没有壳的蜗牛”面对外界非议时保持内心平衡的“壳”。方滨兴后来对媒体表示，安全工程并非中国独有，他将由此而来的污言秽语视作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牺牲”。
而方滨兴在安全工程方面的业绩也给他带来回报。他很快升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0和1
围墙外砸方滨兴的原因，恰恰成了墙内支持方滨兴的原因。
校长、学者方滨兴在社交媒体上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贴上负面标签始于2010年。
当武汉的大四学生寒君依（网名）向方滨兴掷出鸡蛋和鞋子时，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数量几乎突破5亿；其中相当部分使用了技术手段突破障碍，在一些境外网站上参与讨论。2011年5月，方滨兴将到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参加活动正是当时被热议的话题之一。
鸡蛋砸偏了，随后扔过去的鞋正中方滨兴胸口；2年后回想起来，寒君依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很后悔。”
“换到现在，可能还是会扔鞋，但扔完会当面去质问他，这样对我和他可能都是更好的方式，”寒君依说，“如果只能问一个问题，最可能脱口而出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无论墙内还是墙外，寒君依的鞋都砸出了大波澜。北邮学生中，对这一行为表示愤慨的不在少数。
“这是一种非常粗鲁的行为，抛开政见不谈，至少缺乏对演讲人的基本尊重，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显示了自己的低素质。”今年刚毕业的北邮学生王新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围墙外砸方滨兴的原因，恰恰成了墙内支持方滨兴的原因。“从微博上无数滥骂可以看出，我国有理性的网民很少，盲目跟风、易被利用的网民很多，如果没有防火墙，恐怕社会将动荡，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会停滞不前甚至毁于一旦。”王新宇说。
北邮围墙内学子对方滨兴的好感一定程度上来自他的亲民和勤奋。6月6日晚上9点多，王新宇给校长写去邮件，叙述学士服发放的问题，仅仅两个小时后就收到了回信。第二天上午，辅导员就找上门来，解决了问题。
王新宇身边，不论是反映宿舍供暖的，还是投诉办事程序的，都获得了回复，方滨兴“每信必回”的作风早已在学生中广为人知。
几年前，一位北邮学生在图书馆弄丢了数码相机，报案后，警方无法查到监控录像，学生提出抗议。案件不了了之，方滨兴从家里拿了台相机，送给那位学生。
“我说，这不是纵容他吗？他说，反过来想，学生会觉得这是你的问题；现在我校长都这么做了，你还能说什么？”方滨江的同事任可（化名）回忆说，在方滨兴看来，学校里所有的问题都要有一个解决，而他正是最后的担当者。
当另一位学生因交不齐学费无法按时毕业，方滨兴也以同样方式解决了问题——他借给这位学生一万元现金，解了燃眉之急。一年后，学生在校园论坛发帖讲述经过，据称多达百页的回帖无疑为方滨兴的形象大大加分。
相比本科生，方滨兴身边的硕士生、博士生感受到更多学业上的关照。张天乐曾责怪一位学生在方滨兴住院康复期间还去汇报研究进展，后者辩解说，“是方老师要求我们去的”。
这样的态度源来已久。方在哈工大时期的博士生姜伟透露，曾有一位本科生给他写信请教学术问题，方滨兴不仅认真解答，还指定了博士生进行深入指导，后来还问起指导情况。
对学生们而言，子夜写去邮件、醒来时收到回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回信时间常是凌晨四五点——尽管身边人透露，早在几年前，方滨兴就动过心脏手术，可直到发现癌症后，方滨兴才逐渐调整了只睡子午觉的习惯。
一位北邮校内方滨兴的反对者也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方滨兴在北邮校园里被多数人认可，因为他“懂得怎么处理跟同学的关系”。
另一个让方滨兴在北邮围墙内获得赞誉的，是他入主北邮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
2007年方滨兴入主北邮时，这所1955年成立的行业性高校正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北邮在信息、网络通信领域有很强优势，资源却散落在各学院，亟待调整、归位；另一方面，互联网已从协议上取代了通信网络，成了新的基础结构，学校急需适应。
不少教师长期不参与科研、只关注教学的现象，也是方滨兴瞄准的靶子之一。教师管理的改革则遭遇了最直接的抵抗。
为抚平这些改革的伤痕，方滨兴用的是笨办法：一个个学院地跑，先跟班子统一思想，再跟老师逐一对话。
李欲晓印象里，最极端的一次是在2012年9月。周一一早，他就在北邮教四楼碰见了上周五刚做完晚期结肠癌手术的方滨兴。老方一脖子的汗哗哗地流，手腕上，输液后止血的胶带还没撕掉，就跑来跟老师对话；不出一周，他又跑去分校区，讲了4个钟头的课，为老师们带头。
“方滨兴是个智商极高的人。”任可说。任可喜欢用智力题考验身边人，“脑子不清醒会绕进去”。方滨兴是任可遇到的“选手”中回答最好的，往往刚听完题就给出答案。
方滨兴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任可曾亲眼目睹，为了做好一页PPT，方滨兴花费足足4个小时，调整动画、色彩、字体、进入状态等；外人看起来已尽善尽美，他还要加上一层半透明的薄膜。
“就像乔布斯一样，一定要从200种黑色里挑出他喜欢的那种”任可说。
这些为方滨兴赢得敬意的习惯很少为外人所知。相反，北邮学生Jackie就曾遇到他并不欣赏的调侃——“哦，你们就是被扔鞋校长的学生啊。”
“方老师已经被贴上标签了，标签太大，外界看不到其他东西，包括他善待学生的一面，只有我们能比较全面、近距离地看。”可信实验室的刘川意博士总结说。
墙内的“小新”
“他特别有激情，但不容易被激怒。脑袋上被砸再多的包，他还是很high，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因为外部的事难过”。
方滨兴身上的这枚硕大标签，与社交媒体的勃兴有密切关系。
2010年，这位从未脱离前沿的技术专家登录新浪微博。这是社交媒体发展中标志性的一年，Facebook在世界品牌500强排名中首次超过微软，居世界首位；访问量首次超越谷歌，成为美国第一。在中国，超过50%的网民都是微博、开心网等社交网站的用户，并呈爆发式增长。
方滨兴的到来迅速构筑了一个出口。大量网民转发、评论、围攻，大约一天后，他的微博就进入了冻结状态。
李军却为导师鸣不平，认为网民追寻一种并不现实的绝对自由，并将对现实的批评聚焦于方滨兴个人身上。据他所知，早在2006年左右，方滨兴就已淡出那个激怒网友的项目，其后来的发展与他几无关系。
方滨兴本人倒是很少流露出委屈的情绪。任可发现，方滨兴像测试程序一样使用微博，也用这种视角看待网友们的激烈反应。
她曾小心地问起，是否知道网上有那么多不理性的谩骂；方滨兴笑答，“还有更恶心的呢，把墓碑都刻好了、墓志铭都写上了，你要看吗？”
即使被鞋砸中后，方滨兴也依旧淡定。任可因此觉得方滨兴就像漫画人物蜡笔小新，“他特别有激情，但不容易被激怒。脑袋上被砸再多的包，他还是很high，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因为外部的事难过。”
然而，方滨兴在北邮墙外的形象似乎仍在恶化。
2011年11月17日，他重新启用微博，但评论功能被关闭。一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这一决定并非出自方滨兴的本意，而是新浪方面的要求——评论中言论过激者实在太多。
没想到，愤怒的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愤怒。就在11月18日，北邮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网站遭黑客攻击，首页被篡改成一个类似“愤怒的小鸟”的游戏，入侵者将原本游戏中的绿皮猪换成了方滨兴的头像，小鸟则被换作鞋子。这款游戏被入侵者得意地命名为“愤怒的鞋子”。
在方滨兴被砸鞋子一年后，也是他参与国家互联网安全系统设计14年后，2012年，中国社交共享的数量增长了六成，91%的中国网民拥有了社交媒体账户，远高于美国网民的67%；中国在线用户平均每天至少花费46分钟在社交网站上。与此同时，只有38%的中国网民在社交网站上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而当年39岁、风华正茂的方滨兴，却在这一年查出了癌症。他曾努力让国内的网民享有他认为的安全网络环境。但他甚至无法拥有一个普通的、平静的社交媒体账号。
病人
现在，不只是他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他曾付出心血的网络“免疫系统”，也出问题了。
不管是个人身体还是公共舆论，2012年对方滨兴而言也可谓不易。
从年初开始，这位依靠技术能力在江湖站稳脚跟的校长就卷入了重庆风波。2012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方滨兴参加两会时被《星岛日报》记者问及，是否会解聘此前请来的客座教授、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据报道，方滨兴神情紧张，连续多次说“你认错人”，并不断遮掩胸前的代表证，快步跑上车。
秋季开学前夕，方滨兴罹患晚期结肠癌的消息传来，对所有人都不啻为一声惊雷，任可记得，方滨兴自己却“挺乐呵的”。
有知情者称，早在发现癌症前，方滨兴已有便血，但可能过于投入工作，并未细加关注。
“他研究了一下，告诉我们，癌症其实是个慢性病，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跟防火墙出了问题差不多。”任可回忆说，在修复免疫系统的问题上，方滨兴起初并不认可化疗的办法，因为“相当于把好的坏的都弄死”，甚至认为不去做治疗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化疗，“他告诉我，‘我觉得我能扛过它，但如果我不这么做（化疗），大家会觉得我自暴自弃了，所以我还是要做一点。’”
但现在，不只是他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他曾付出心血的网络“免疫系统”，也出问题了。
两个月后，当方滨兴在暨南大学演讲时，再次以利比亚等国为例谈到了互联网安全。慕名而来的骆辉（化名），在台下“翻墙”，用谷歌和推特查证方滨兴提到的每个细节。
骆辉这些80后、90后在知识结构和方法论上与方滨兴已经有了明显的代沟。
“科研技术上自然令人佩服，人文素养上实在不敢恭维。”骆辉认为。
在骆辉看来，举国体制下诞生的工程师与“90后”的自己显然存在隔阂，“50后”的信仰和情怀对“90后”而言太陌生了。
相比北邮围墙外的人，围墙内的人似乎更能理解方滨兴的想法。受访的北邮博士、教师大多认同方对西方国家的警惕，考虑到美国是互联网发源地、掌握为数众多的根服务器，他们普遍认为在安全方面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一位北邮受访者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国家的存在，和很多方滨兴的支持者一样，他在“棱镜”事件中惊讶地获得了一些启发：“中国很多事做在表面上，美国做在背地里，他们很多时候技术更先进，互联网话语权还是掌握在西方手里。哪一天中国话语强势了，可能就得他们建墙了。”
相对于这些宏伟的前景，眼下，这些爱戴方滨兴的学生更关心老师的病情。据任可等身边人观察，去年的手术后，方滨兴的气色有所好转，但他仍决定放弃已肩负6年的教育家角色。
在一项名为“方sir请辞了，大家怎么看”的调查中，53%的北邮人选择“方sir在北邮做了很多实事，离开了很可惜”，近四成参与者选择“无所谓，没啥想法”，仅不到一成人选择了“离开了好”。
在2013年6月底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方滨兴意外地宣布了这一消息。在此之前，他多年的“战友”、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曾劝他继续干，但减少投入的精力，老方明确拒绝。
“对执著一生的方滨兴而言，选择放弃实在难得。”张尧学接受采访时表示。
挂印而去后，曾经主持了中国互联网安全系统的方滨兴未来的主要工作之一将是指导可信实验室的研究。在这里，任可与方滨兴的一段探讨还未有定论。
任可正在设计一套可信标准。这与方滨兴的安全理论有些不同。安全理论认为外界黑暗不可知，防御必不可少；而任可的可信理论则认为可以创造一个空间，在其中大家都是可以互信的，发现有了“坏人”就扔出去。
在任可看来，可信是安全的终极目标——如果大家都可信了，还要安全干吗？
据说，方滨兴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但补充说，可信的外围还是安全，可信只存在于一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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