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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博导资格的评审中，“项目”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而正是这一标准设定，也引发了最大的争议。
●专家建议，现阶段唯一可行的考核方式，还是将考核权交给学术市场。
■本报记者 陈彬
不久前，从湖南大学传出消息：该校对博导招生资格重新审定，今年秋季起，只要符合条件，优秀讲师也可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而早在2011年，该校已经允许副教授申请博导。
讲师参评博导，这一政策虽较之于副教授参评博导略有“激进”之嫌，但放眼全国，这其实已经算不上“新闻”了。因为近些年，国内高校允许非教授参选博导的改革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改革也获得了大多数业内人士的好评，被认为是国内高校改变落后体制，与国际接轨的“理想”道路。
然而，几年下来，这条“理想”道路也遇到了一些更现实的困惑。
“改革旧制”还是“盲目崇洋”
1981年，我国公布“第一批博士生指导教师”。自此以后，博导的审批制度在我国确立。基于当时学术力量的薄弱和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匮乏，博导基本都是在“教授”基础上选聘的。此后，这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惯例。以至于在很多人眼中，“博导”慢慢成为了高于教授的另一职称。
从2007年开始，年近八旬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在其博客中发表了数篇博文，主题只有一个——呼吁允许副教授参评博导。在博文中，他表示“博导”不一定是教授，更不比教授高一等，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个常识，可在国内却难以被认同。因为国内博导绝大多数是教授，博士学位点事实上成了炫耀学术成就的指标。只有打破现行传统程序，才能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
应该说，黄安年的看法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在一次演讲中，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公开呼吁：“为什么讲师就不能带研究生？这些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年轻人是带研究生最好的人选。”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一改革持肯定态度。比如在某次接受采访时，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便直言，这种改革完全是“鸡零狗碎”式的，对于博士生培养缺乏整体的考虑。
“在美国，副教授当博导确实是普通工作；但另一方面，在美国要拿到终身制的副教授，其难度比国内大得多。”许纪霖说，中外高校在副教授职称上存在明显的坡度，按照美国对于博导岗位的理解，提出让国内副教授带教博导，显然是不合理的。“现阶段副教授博导作为试点无妨，但不宜推广。”
无论支持者与反对者孰是孰非，一个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近年来，允许副教授参评博导的高校在不断增加。尤其从2007年开始，这种改革似乎进入了一个“密集期”，包括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郑州大学等一批高校纷纷颁布政策。湖南大学的此次改革只是这场“浪潮”中，最新激起的一朵“浪花”。
“项目评审”还是“成果评审”
既然允许教师参选博导，就必然涉及到考核，也就必然会涉及考核标准的问题。
据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弼成介绍，湖南大学对博导的评选中，既对申请人的教学作出了规定，如是否为本科生上课，是否带硕士研究生等，也公布了一系列科研标准，其中更是对申请人是否申请到一定数量和等级的项目课题作出明确要求。而对此胡弼成表示，项目只能代表研究者争取资源的能力，并不能反映其真实的水平。“在这方面，国内高校太看重学者手中的项目了。”
事实上，在一般高校对博导资格的评审中，“项目”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而正是这一标准设定，引发了最大的争议。
2012年，中山大学公布了博导改革措施，要求非博导教师在参选时填报确认表，表格的内容很简单：5年内有多少科研经费？目前承担什么项目？正是这样的要求遭到很多人反对。有青年教师直言，在国内，年轻教师一般很难拿到大项目，对项目的过度要求必然导致大家到处去“忽悠”项目。而在当下环境中，能否拿到项目与个人活动能力关联较大，这就会造成一批会“忽悠”的人获得更多资源（博士生），并且利用这种资源忽悠更多钱。
还有人表示，在当下国情，大项目一般都会被资深教授争取到，年轻教师要拿到大项目以支撑培养博士生，只能依附于学术“老大”。这样循环下去，会逐渐淘汰掉那些拿项目拿不过“老大”的独立PI，加剧小团体的出现。
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标准更科学呢？
胡弼成表示，与项目评审相比，“成果评审”其实更能突出申请人的能力。“一个人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其发表了多少论著，论文有多大影响，被多少人引用，社会影响如何。这才是一个人水平的真实反映，而且这些都是托关系、找人情换不来的。”
然而，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马知恩对此表示不同看法：“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成果评审的重要性，但有些单一的成果只能说明教师在某科研方向上的积累，项目更能集中反映其在某领域的科研水平，而带博士生需要的是导师在某一领域内的建树。”
对于项目评审所可能带来的不公平，马知恩表示，国内科研领域在项目获取过程中，的确存在某些“猫腻”，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项目与成果是密切相关的，在一般情况下，成果丰硕者是能拿到项目的。“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例，我几乎年年参加评审，据我观察，这中间不能说完全没有‘猫腻’，但有的申请者拿不到项目，其问题还在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与此同时，马知恩也强调，项目评审也需要一定的取舍。“相对于横向课题，以国家项目为主的纵向课题更能体现申请者的基础和学术水平，以及科研能力和成果的积累，申请渠道也更为正式。在评审中应注重加以考虑。”
“市场审核”还是“高校审核”
与几乎人人关注的评审标准不同，在非教授博导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另一项标准似乎无人注意，那就是当他们获得博导资格后，其教学效果如何评价？
何平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博导。在采访中，他说自2011年获得博导资格后，学校并没有对其资格再进行审核。对此他也觉得“很正常”，因为这种考核“很难操作”。
“我们用什么去衡量呢？学生发表论文数量吗？但仅就社会科学而言，发表一篇论文是很慢的。更何况学术水平是不能靠数量衡量的，指标式的考核只能适得其反。”何平说，他支持基于健康学术氛围和市场声誉机制的衡量体制，但在现实情况下，这类体制很难建立。
据了解，国内的一些高校曾开展过对于博导资质考核的探索。早在2005年，吉林大学就发起了一场博士生导师的选聘工作。今年年初，武汉大学更是宣布终止约300名“三无”（无经费、无课题、无成果）博导的博士生指导工作。然而，这些改革均因为审核标准问题遭到质疑。
对此，何平表示现阶段唯一可行的考核方式，还是将考核权交给学术市场。“学生的论文能够通过匿名评审，学生在学术界找到一个工作，这是对导师工作的最大考核。只有自己学生的学术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学生持续跟着你做，如果你带的学生毕不了业，找不到学术工作，你自然而然就会被淘汰。”
与何平的意见比较相似，马知恩也支持对博导进行一定形式的考核，并表示这种考核在当下情况下很容易流于形式。但他同时直言，将权力交给市场的方式有些“虚”，也会产生一定的片面性。“虽然很难，但我们还是应该制定一些更加合理的标准，先在个别学校进行试点，然后逐步铺开。”
“独自带学”还是“团队带学”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很多高校开展博导评审改革已有多年，但相当一部分副教授对此并不感兴趣。在记者采访中，就有副教授直言：“我为什么要带博士生呢？”
“其实有些年轻副教授是不太敢带博士生的，因为这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何平说，如今博士生的论文需要匿名评审，如果学生毕不了业，对教师的负担很重。而且在日常导师是需要为博士生发一点薪水的，如果没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也不太敢带博士生。
事实上，“博导”这两个字背后所体现出的责任远不止于此。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顾祥林有着多年带博士生的经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坦言：“带教博士生，导师的综合能力包括人文素养、社会经验，比单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而年轻博导容易有所欠缺。”
顾祥林解释说，自己带教的博士生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除科研问题外，还包括经济压力、婚恋家庭、人际关系等。而引导博士生应对科研之外的难题，也是博导的责任。“就此来说，太年轻的博导能否指导好跟自己差不多年龄或者还要年长些的博士生，难以预料。”
也正因为如此，有专家提出，副教授带博士生的最好方式其实是“团队带学”，即博士生可以请一名资深博导和一名年轻博导一起带教，发挥新老博导的各自优势。
何平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他有自己的理由：“目前中国处于过渡时期，大量年轻海归教师回国，带来了很多国外新的研究方法和成熟的学术市场运作模式，这是一种优势；但同时青年教师又有着经验不足的劣势。因此，‘导师组’的形式既能借鉴本土老教授的经验，又能保证先进性。”
据了解，目前何平所在的清华经管学院已经有了类似的组织模式，但在国内高校中，开展博导“团队带学”的其实并不多，更不要说教授与非教授博导的组合了。“这种模式涉及到导师分工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作更多探索。”何平说。
《中国科学报》 (2013-07-04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