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平
东晋末年，门阀政治还很有市场，刘裕虽然凭着杰出的军事才能，掌握了朝中军政大权，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出身寒门，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其言行举止很难入士族门阀的法眼。史书记载，刘裕刚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差点儿被父亲刘翘遗弃，是吃姨母的奶水活下来的。由于家里穷，他没机会读书，“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注：掷骰子赌博），为乡闾所贱”。（《资治通鉴》第111、113卷）
据专家研究，在当时，洛阳话、书法、清谈玄理、音乐、赋诗作文是一个人进入社会名流的五大“敲门砖”，而这五个方面刘裕却无一擅长。比如音乐，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执政不久，长史殷仲文建议朝廷应备雅乐，刘裕很不以为然，说：“日不暇给，且所不解。”（《南史·宋本纪上第一》）意思是说，工作太忙没时间弄这个，况且也听不懂，可见他对高雅文化是缺乏欣赏趣味的。也因此，在社会名流的眼里，刘裕是个“名微位薄，轻狡无行”之人，极少有人愿意和他相与过从。
很显然，在士族门阀制度仍然根深蒂固的东晋末年，只有军事才能却缺乏文化素养的刘裕要想在朝中立足甚至取东晋而代之，无疑是很难服众的。怎么办？只能靠幕僚从旁协助，集众人之智慧于一身。刘穆之就是他最为倚重的助手，他不仅帮助刘裕把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刘裕能够专心军务，内征外讨，还能针对刘裕自身素质之缺陷，提出恰如其分的包装手法，以提升其光辉形象。
《宋书·刘穆之传》说：“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就是说，刘裕每出席重大活动，或者发表重要讲话，乃至日常的一言一行，都需要他来出谋划策，帮忙把关，或者提出指导性意见。比如书法。行军打仗、处理朝政，发布告示公文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恰恰是刘裕最为苦恼的弱项之一，他的字写得太难看了。刘穆之常常提醒他：“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意思是说，字写得难看虽然是小事，可那些告示什么的要贴到四面八方，对您的形象而言可不是小事，您得想辙！
刘裕当然明白这个理儿，可天资有限，加之军政繁忙，人也到了中年，实在没时间也没基础在书法上有所建树了。怎么办？搁现在，当领导的连讲话稿都有秘书代劳，几个破字，找个懂书法的代笔得了。可人家刘裕没这么想，大概这样做也行不通，谁还不知道他的那两把刷子呢？最后还是刘穆之给出了个主意：把字往大里写！放开写，一个字一尺见方都没关系，因为“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就是说，字大有气势，还能藏拙。刘裕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一张纸不过六七个字就写满了。
应该说，这是个绝佳的主意，既符合刘裕的军旅身份，能彰显其英武豪迈的性格特征，又符合“又好又快”的原则，让日理万机的刘裕不至于心有旁骛。试想，如果要刘裕闭门不出苦练书法，等到练出王羲之的笔法来，天下恐怕早就不姓刘了。
透过刘裕“纵笔为大字”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窥见其面对门阀士族时深刻的文化自卑。谁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权势虽大，斗大的字认不了一升，表面上大家对你恭恭敬敬的，没准儿一转身就在心里呸你呢。《南史·郑鲜之传》里记载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刘裕掌握军政大权后，为收买人心，喜欢和名士们神侃，大家都顺着他，不敢当面驳他，可郑鲜之不管这套，每次都咄咄逼人，把刘裕说得“辞穷理屈”。有时候，刘裕觉得面子上实在挂不住，羞臊得脸色都变了，却又不便发作，只好装作大度地说：“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大家都对我很宽容，唯独郑鲜之能直言不讳，我因此很感谢他。
刘裕此话听起来蛮有风度，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自嘲。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高门之士对刘裕这样寒门庶族出身的人有着某种发自内心的文化鄙视。可想而知，刘裕靠枪杆子纵横天下，可面对根深蒂固、高高在上的士族门阀文化，却有一种特别无力的感觉，所以他不能不接受刘穆之的意见，尽可能地藏拙，就像一个财大气粗的暴发户面对儒雅倜傥的贵族绅士一样，蹩手蹩脚，底气全无。以至于刘穆之死了很久后，刘裕还很怀念他，说：“穆之死，人轻易我。”（《宋书·刘穆之传》）
这句话，从一个曾经“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赞美刘裕北伐的话）的帝王嘴里说出来，让人听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凉。
《中国科学报》 (2013-06-07 第15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