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验快堆反应堆大厅（资料照片）。
徐銤将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他的生活条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的几件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儿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没有成行。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中国实验快中子反应堆（以下简称“快堆”）工程的从无到有，花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快堆”工程首席科学家徐銤近50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徐銤却说自己只有一个简单的信仰：为了国家。
在他眼中，没有比“快堆”建设的持续进行更令人高兴的事了。但徐銤还有着一个更宏大的愿景：希望有一天能有更多“快堆”，一起并网发电，为中国提供更多清洁的能源。
25亿造“快堆”
说起核电，更多人关注的是它的安全问题，毕竟在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与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核安全已成为世界“不可承受之轻”。但徐銤口中的“快堆”，已非早期的核电站反应堆。
它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代表了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发展方向。其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也可以使核废料产生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展和推广“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问题。
“与前几代核能系统比，‘快堆’的安全性好、废料少，优势十分明显。虽然我国在发展‘快堆’方面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一步，但我们在学习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在管理方法、安全性上都有提高。”徐銤说，由于“快堆”采用了先进的非能动事故余热排出系统，因此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堆芯熔化事故，在我国的“快堆”上不会发生。
2010年7月22日9时50分，“快堆”首次实现临界，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快堆”研发技术的国家之一。一年后，“快堆”并网发电成功，它发出的电流输向华北电网，完成40％功率并网发电24小时的预定目标，“快堆”工程所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上下一片狂喜。
作为我国“快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徐銤却并未因此放慢脚步，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快堆”离正式商用尚有一段距离。
“当时的并网发电大约只给每户北京家庭提供了零点几度电，这还远远不够，我几十年的奋斗，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快堆’研究透彻，安全稳定地发电。”
从世界范围来看，“快堆”的发展阶段依次分为实验堆、原型堆、示范堆、商用堆。其中，原型堆就是规模小一点的示范堆，示范堆作为商用堆正式运行前的准备，商用堆则是实际投入发电的成熟堆型，其运行可靠性要求更高。由于技术上的难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全球已经建成的20多个“快堆”仍停留在实验堆的基础上，还未发展到商用阶段。
中国的“快堆”战略分为三步走，首先要建实验“快堆”，目的是打基础，建立装置，掌握技术，培养人才，开展实验；第二步，建原型“快堆”或示范“快堆”电站，实现工业应用；第三步，建大型商用堆，实现商业化推广。
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步的进程中，这亦是徐銤不曾放松过的原因。“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比如安全工作的保障。国家为这个项目前前后后投入了25个亿，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相关研究始于1965年。48年间，中国自主完成了“快堆”概念设计、初步设计、施工设计及建筑、安装调试工作。徐銤说，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与孤独的守候心态。
1937年，徐銤出生在扬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年抗日战争爆发，徐銤的父亲原本是搞化学的，由于担心受日本人逼迫去制造炸药而改行教了数学。若干年后，当时痴迷于数学不可自拔的徐銤收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还有些不大乐意。但父亲告诉他，核工业是国防工程，“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强大，你应该去学”。
这个简单的信念，如同种子一般种在徐銤心里，生根发芽。
1961年大学毕业后，徐銤进入北京原子能所（原子能院的前身）工作，当时相关工作属于保密的范畴。在徐銤的印象中，父亲始终没有过问过一句关于工作的事，父亲相信在他几十年的言传身教之后，已经不需要再对徐銤说些什么。
徐銤说自己忘不了初到原子能所时钱三强所长的一次报告会，他对着台下懵懂的年轻人说：“你们这些新同志，5年内一定要成长为能领导师弟师妹的人才，10年就必须全面搞懂这个专业，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在这里继续工作了。”
徐銤听完后感觉压力很大，在随后的日子里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这个要求，他更刻苦了。住在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徐銤和舍友们极少早归，每天的话题总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份执著延续到今天，未曾改变。
这样的日子单调吗？徐銤对记者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直言自己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1965年，徐銤正式加入“快堆”研究。他清晰地记得提出“快堆”概念的美国物理学家、反应堆之父费米于上世纪40年代说过的两句话：“首先发展增殖堆的国家，将在原子能事业中得到巨大的竞争利益；会建增殖堆的国家，将永远解决其能源问题。”
这点燃了徐銤的热情。1970年，“快堆”的零功率装置在原子能所建成，临界实验也随后成功进行，但命运的吊诡就在此时演绎在了徐銤和“快堆”上。
一年后，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快堆”研究组集体搬迁到了四川夹江，300多名原子能所的研究人员携家带口走进大山。物质匮乏，经费欠缺，加之随后国家没有了对“快堆”研究的整体规划，同事们的积极性慢慢消减下来。
或许是认为“快堆”已经没有希望，继续耽误大好青春年华只怕会一生默默无闻，几年后，研究所里的人走了大半，只剩下徐銤等100多人。
徐銤有很多机会跳槽，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其他研究机构都曾向他抛去橄榄枝，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你个人或许能有更好的前途，但你的专业大多时候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国家辛辛苦苦培养你，不是为了你个人能挣大钱，有好的前途。”面对记者，76岁的徐銤眼中流露的更多的是坦诚与直率。
原子能院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们也很喜欢这个说话没有架子的老人，不时找他聊工作，有时也谈到个人前途，徐銤总是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回答：“你学什么专业，今后就做什么，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当年当选的“最老”院士
1986年我国启动了“863”计划，为了让国家了解“快堆”的重要性，徐銤只身北上，凭着个人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对“快堆”战略规划的认识，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快堆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外的“快堆”发展情况，得到了专家们的支持，此行直接推动了国家相关部门将“快堆”纳入“863”计划。
沉寂了16年后，徐銤和“快堆”终于得以走出大山——当时他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在“快堆”事业中度过了自己整个青年时代。
重回北京后的徐銤，依旧是在科研中坚守，直到20多年后“快堆”临界、并网发电的那一刻。
2011年中国工程院遴选院士，原子能院的同事们觉得徐銤挺有希望的，但徐銤却摆摆手说自己已经太老了——2011年的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中规定，相关候选人原则上年龄不超过70岁，而那一年徐銤已经74岁了。
他并非没有机会，因为在政策中还注明，年龄超过70周岁的被提名人，须经其专业所属学部至少6位院士提名，即可有效。
有6位院士的联合提名——这已经是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肯定，而且在“快堆”临界、联网发电之前，你能找到的关于徐銤的信息少得可怜。
面对这个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徐銤说当时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念头，比如“要诚实，要实事求是”。“‘快堆’建成了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我就写一笔，其他的绝不多加。”
虽然担任“快堆”项目总工程师30余年，但他极少为个人荣誉而报奖，以至于那张院士候选人提名书的初稿中，报奖一栏全是空着的。同事急在心里，觉得这样就选不上院士了，建议他多写一些成就，但徐銤还是坚持己见，有什么就写什么。
“我当时心里没什么底，只是想着别把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写上了，就算因为写得很多而当选了院士，之后我也不安心。”2011年底，徐銤正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也是当年新当选院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回忆起那段日子，徐銤却说成为院士后压力更大了，他觉得更多的时候院士的荣誉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他甚至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起来，徐銤说自己从不对自己不懂的领域随便发言，他认为，“讲话应当更慎重，尤其不要对别人的领域说三道四，科学技术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当了院士后，外面的任务也多了起来，有时徐銤也要帮助评审一些文章，但他还是坚持一个理念：永远把“快堆”相关工作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领域研究好了，心里才最踏实”。
简单与不变
尽管已经年过七旬，但无论寒冬酷暑，只要不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原子能院的同事们总能看到白发苍苍的徐銤骑着自行车穿梭于院内，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总会笑眯眯地为你排忧解难。还有的时候，电话里一句两句没法讲清，徐銤会说：“请稍等一下。”几分钟后，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指导具体操作步骤。
拜访徐銤的当天，正赶上他在为国防科工局即将对“快堆”的验收工作作准备。
顾问工作之外，徐銤觉得自己还能再发挥些余热，“快堆”虽然暂时停了下来，但他仍在考虑着运行时的安全问题，“年纪大了，心思总是放在这些方面”。一有机会他就向别人提点建议。
这份简单与不变的信仰，亦感动了中国。2011年至2012年，媒体密集报道了徐銤的故事，一时间掀起学习徐銤精神的热潮。
身处其中的徐銤尽管有些应接不暇，但始终对每一个来访的记者保持微笑，有问必答。
原子能院新闻中心采编部主任李枭雄回忆道：2012年2月初，她陪同徐銤参加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录制，那天天气特别冷，为了配合录制，徐銤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一直从早上10点录制到了下午2点，尽管连午饭都没吃上，但谈起“快堆”，徐銤总是显得那样地耐心。录制结束后李枭雄问徐銤累不累，徐銤却说：“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要做就要做好。”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老人，为解决技术难题一次次爬上20层楼高的脚手架，在工程完成后的调试阶段多次连续指挥调试不休息，在‘快堆’临界、并网发电前后的日子里，没有请过一天假。”李枭雄说。
最近18年间，徐銤只请过一次假——就是在“快堆”临界后请了10天左右的探亲假。
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休年假时——那可有15天，他却一脸讶异：“年假有这么长啊？”
2010年7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纪念建党89周年、迎接建院60周年表彰先进大会上，授予徐銤等5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突出贡献奖”，每人奖励10万元。
徐銤将这1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徐銤的生活条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的几件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徐銤的儿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没有成行。
对徐銤来说，与同1965年那个对“快堆”一身热血的青年相比，现在的自己却始终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念头：“信仰，就是要为国家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记者手记
衣冠简朴古风存
一辆购于1973年的28自行车，徐銤从四川骑到了北京，原子能院不是没有考虑过为他配一辆小车，但他总是婉言谢绝。一套普通的西装，一身工作服，徐銤穿着它们应付各种会议场合与日常工作，以不变应万变。
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记者注意到徐銤的手指头破了，一块略有些发黑的创口贴缠在右手大拇指上，联想到他因为血压高，每天都得吃药，记者不禁好奇他的伤从何而来。
“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弄伤了。”徐銤笑着说，他的妻子年纪也不小了，尽管两人身体都不算太好，做起家务来总是身体力行。
原子能院外就是农村，每次买菜，同事们都会注意到徐銤总是优先光顾老年人的摊位，而且从不还价。对他们，徐銤保有很质朴的情感。
“人和人应该是很和谐的关系，互相体谅。”最近徐銤在搬家，工人师傅觉得这个精神矍铄的老科学家很是“神圣”，但徐銤却对他们说：“你们只是没机会念那么多书，要是有机会，你们做得肯定比我好。”
与徐銤共事多年的“快堆”工程部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喻宏说，徐銤每次出差回到单位，都会在第一时间把他写的总结报告扫描成电子版发给大家，细微到每个参会人员一问一答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就像是一台录音机”。
“人和人之间就应该有着更多和谐的正能量。”徐銤说自己没有任何资格炫耀，他总是把别人放得很高，把自己放得很低。或许，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教育世家的徐銤，正保留着中国最朴素的传统美德
《中国科学报》 (2013-05-24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