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冬夜极光照耀下的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 张青松摄
退休后，逛公园成了张青松和老伴的一大爱好。图为今年五一张青松在北京景山公园观赏牡丹。
1980年1月12日，张青松（左3）、董兆乾（左1）和澳大利亚南极局长McCure（左2）等离开新西兰基督城飞往南极麦克默多站。
“作为南极考察的先行者，我们很幸运，但也深深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南极考察的迟到者。”尽管距离自己最后一次挥别南极已经20多年，但张青松始终心系那片白色的冰雪世界。
■本报记者 郝俊
2013年4月9日，中国第29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号凯旋归来。此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为我国第四个南极科考站建设进行选址调研。
这条消息让年过七旬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的内心激起了一阵波澜——尽管距离自己最后一次挥别南极已经20多年，但他始终心系那片白色的冰雪世界。
“最早登陆南极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第一人”，对于外界喜欢拿来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张青松本人并没有那么在意。
“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只希望南极科考越来越好，做出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特色来。”作为南极科考的先行者，在地理科学界摸爬滚打了50年的张青松与南极有说不尽的故事，也寄托着很多的期望——盼望中国在极地基础研究和资源利用两方面都有所创新和突破。
意外的“破冰之旅”
生平第一次出国，张青松就去了南极大陆。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还要从一封意外的加急电报讲起。
“火速回京，有出国任务。”1979年12月19日，这是张青松人生中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时他正随中科院青藏考察队地貌组的同事一起在青岛编写总结报告，加紧准备来年在北京召开的青藏高原国际学术讨论会。这封电报如一声紧急军令，打破了张青松的工作节奏。
“会让我去哪儿呢？”从接到电报那一刻起，张青松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21日抵京，所领导终于揭开了谜底：院里决定派他和海洋局的董兆乾一起去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访问，时间约2个月，1月6日就出发。
“南极？那个冰雪覆盖的世界，有企鹅，有极光。”张青松说当时自己对南极的概念仅限于此。半个月的准备时间，也实在仓促。他四处搜罗介绍南极的资料和书刊，尽可能填补脑中空白。
收集资料过程中，张青松这才了解到，令人向往的南极风光背后是恶劣的气候环境及其对生命的挑战。他看到这样一条消息：1979年11月28日，新西兰飞往南极的一架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机上21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临行前，张青松没有把这些信息告诉家人，只是在给党支部的信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此次南极之行，我一定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顺利归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就让我永远留在那里，作为我国科学工作者第一次考察南极的标记。”
这一席话，多少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况味。只是张青松自己当时并不清楚，至今也不甚明了，为何会让他去做中国南极考察第一人。
“当时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科学研究也要开始对外开放。”张青松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南极“破冰之旅”应该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去看待和理解。
1979年11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向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钱三强转达，澳政府希望邀请两名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前往澳大利亚南极站考察访问，后来商定科学院和海洋局各派一人。因时间紧迫，科学院决定在京区地学研究所遴选。
张青松分析，他当年也许是凭借身体好、工作好和英语好这“三好”，加上政治上“一可以”的条件，获得了这个名额。
“什么时候去？去做什么？不清楚。”张青松和同行的董兆乾临时受命、匆忙上阵，但组织并没有给他们交代特别的科研任务。在大家的头脑中，南极考察等同于探险，而张青松恰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
1980年1月12日，在澳大利亚南极局的安排下，两位“中国探险者”从新西兰的基督城乘坐“大力神”运输机飞抵“南极第一城”麦克默多。
“作为南极考察的先行者，我们很幸运，但也深深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南极考察的迟到者。”夏日的南极大陆几乎全是白昼，张青松“以累不死为原则”没日没夜地边考察边学习，分分秒秒抢时间，全然不顾白雪世界风暴突袭的危险。
第一次出国，毕竟会有语言障碍，张青松随身携带一本袖珍英汉词典，听不懂的时候就立刻请对方停下来，赶忙翻词典查个明白。在与澳大利亚科技部部长汤姆森短暂的会面中，张青松几度打断对方的讲话，把这位部长的意愿带回国内：第一，中澳建交比较晚，但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帮助中国科学家登上南极大陆，是希望促进两国友好；第二，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合作，希望澳大利亚科学家也能前往中国，合作考察研究青藏高原。
“正因为不怕出丑，我才完成了这个重要任务。搞科学研究，就是要实事求是，不懂就是不懂。”随时翻词典的张青松，赢得了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和同行的赞赏。
忆起首次南极之旅，张青松最难忘的还是归途中遭遇南大洋风暴的航行。考察完法国站，张青松随队登上3000吨的“塔拉顿”号运输船返航，不久便遇上低气压强气旋。狂风巨浪中，“塔拉顿”如一片飘零的树叶，听任命运的摆布。
张青松只能用双手紧紧抓住扶手躺在床上随船体颠簸摇晃，背部皮肉都给磨烂了。无法饮食，又不断呕吐，张青松说：“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心想再也不来南极了！”不曾料想，经过一天一夜折磨之后，“塔拉顿”几乎原地未动。原来，船只不能侧风向北，必须向西顶风开进，否则船体会遭遇倾覆之灾。
“塔拉顿”终于顺利穿越西风带驶抵澳大利亚的塔斯曼尼亚霍巴特港。至此，张青松的第一次南极“探险之旅”落下帷幕。
历经风暴折磨，一度动摇了再赴南极信念的张青松也没有想到，他在南极的科考生涯才刚刚起航。
科学圣殿的迟到者
结束首次南极考察回国前，澳大利亚南极局安排张青松和董兆乾在澳参观访问。一批从南极戴维斯站区采集回来的湖泊沉积和贝壳化石，引起了张青松的特别注意。
“好东西啊！我这才明白，这次去南极不能白忙活一趟，要做点专业的事情。”凭借在青藏高原多年从事地质地貌研究的积累，张青松捕捉到了自己可以在南极施展拳脚的机会。
听说戴维斯站的那些样品还没有作过专门研究，张青松立马将“塔拉顿”号上的“惨痛记忆”抛到九霄云外，主动向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提出要求加入1980～1981年澳大利亚戴维斯站的越冬考察队，对方欣然应允。
后会有期，张青松带着对越冬考察的期待，终于在1980年3月21日回到北京。
登陆南极时，张青松43岁。回首科研生涯，他说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青藏高原。198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青藏高原国际学术讨论会取得巨大成功，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青藏队的中青年学者被纷纷送到国外进修学习。
“你是否愿意去美国高山研究所进修？”当时主管外事的地理所副所长吴传钧曾向张青松征求意见。
“这是个美差啊，去美国可以系统学习山地的综合研究方法，学好英语，待遇也比较高。”张青松确实有些动心，但内心里还是放不下南极。经过慎重考虑，他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美差”。
“所内无人可以替代我去完成第二次南极考察任务。不再去南极，对科学院、地理所不利，而我并非所里派往美国进修的唯一选择。”张青松的决定得到了所领导的赞赏和支持。
1980年12月15日，张青松开始驻扎南极戴维斯站，开始了在那里长达11个半月的工作生活。这一次，他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独立研究戴维斯站地区的地貌与第四纪环境变化；学习建站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建设南极考察站作准备。
一如既往，张青松仍是“以累不死为原则”拼命干活，外出考察、开挖剖面、采集标本、布设冰缘地貌测阵……3个月的时间，张青松采集的8箱标本和样品乘着末班运输船运回了澳大利亚。
正是这些标本和样品，成就了我国最早的南极科学考察成果。张青松将它们带回国内，与本所和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同事合作，先后撰写出版了论文20多篇，可谓“高产”。这一本论文集和在澳大利亚出版的一部专著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这是精心合作的结果。”张青松说，在南极这片科学研究的圣殿，大家为共同的科学目标团结协作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国际和国内，都必须如此！”
1982年8月，第四届国际南极地学讨论会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举行，张青松宣读了两篇论文，介绍自己在戴维斯站的越冬考察工作，引起国际学界高度重视。然而令他困惑的是，与会学者均将其视为“张青松的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中国在南极的科学成就。
同样的尴尬，地质学家孙枢也曾遇到过。1980年，他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新西兰召开的第十六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会议，临行前，领导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向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咨询，中国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其正式成员。
“必须有实质性科考活动。”对方如此答复。
“我国已经派出两名科学家参加南极考察了。”孙枢所指，正是张青松和董兆乾的南极“破冰之旅”。
“他们是跟澳大利亚考察队去的，不算。”对方的回答，让孙枢不知该如何回应。
直到1983年9月，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南极国际会议，然而每到表决环节，中国代表团因没有表决权，都会被“请出”会场喝咖啡。
正如张青松所言，我国确实是南极考察的“迟到者”。事实上，1956年，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就讨论了南极考察工作。而直到1980年，他和董兆乾赴南极凯西站考察时，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和100多个夏季站。
1981年，我国申请加入了国际南极条约，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南极考察站和长期南极考察计划，中国不能成为南极条约的核心成员。
南极建站势在必行。越冬考察中，张青松与戴维斯站的同仁组成临时大家庭，在自己的工作之外，时不时会帮别人打打下手，了解建站过程和管理方法，交到不少朋友。此后，他在给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报告中，给出了可供我国建站的三个备选地址：南极半岛、拉斯曼丘陵、维多利亚地阿德雷角。
1984年10月，张青松和董兆乾被任命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副队长，再次同赴南极，协助建设长城站。
“科学目标吸引着我”
考察队高歌猛进，向着建站首选地南极半岛一路前行。然而抵达南极海域不久，就遇到了未曾预料的阻碍。
由“向阳红10号”远洋考察船和“J121”打捞救生船组成的考察编队，完全没有破冰能力，无法在前往南极半岛的海冰区航行。考察队决定，改在乔治王岛选址，建立长城站。
船队驶抵乔治王岛麦克斯威尔湾，却发现预选的站址已经被乌拉圭考察队“捷足先登”。事实上，这个地方登陆困难、地质地貌条件差、架设通讯网和气象站观测困难，从各方面条件来看，并非理想的建站点。
张青松通过判读航空照片、实地考察、取样分析，发现菲尔德斯半岛东岸条件更优：便于登陆艇登陆、阶地平坦开阔、就近有饮用水源、利于建站和扩建。这一上佳的选址得到科研、气象、通讯、测绘、基建等队员和船长的一致赞同，有利于科学研究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然而他的这一提议，却与领导意见相左，甚至被认为是“个人抢风头，让领导难看”。
“建一个站不容易。既然是科学考察站，起码要管用几十年。”张青松坚持要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从长远利益考虑。经过争论，领导才同意将菲尔德斯半岛东岸的站址，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批准。
张青松回忆，首次中国南极考察队有一个8人的科考班，包括地质、地理、地球物理、测绘、气象、生物、海洋等专业。集训之初，他曾建议：将“一切为了建站”的口号改为“建站科考双胜利”，以便激励科考队员的积极性，为日后科研打好基础。结果这个建议被领导否定了，说：“不能提科考，否则会影响建站。”
考察队里有一名刚毕业回国的留法博士，作为地质专业的高才生被“拔尖”选入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他后来也说，万万没想到，到南极科考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建房子。
“所以，我第三次去南极考察，只是建站，没作考察。科考班8个人完全沦为勤杂工。”对于张青松而言，这次充满艰辛的建站之旅不无遗憾。
1985年2月20日，长城站落成，中国正式迈入了南极科学考察的国际俱乐部，开辟了我国南极科考新时代。
乘着“向阳红10号”返航途中，张青松就已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再来一次长城站！”
1988年12月，张青松最后一次踏上南极之旅，目的只有一个：揭示乔治王岛冰缘地貌的形成机制。此后，在同事的帮助下，他获得了石环生长的整年监测数据，并据此撰写出一篇重要论文：《东南极大陆维斯福尔德丘陵与西南极乔治王岛冰缘地貌的比较研究》。
对于南极的地理学研究，从定性到定量研究是一次质的飞跃，张青松文中给出的石环的行成机制和扩张数据，是对定量研究极地冰缘地貌的一个重要贡献。至今，文章仍被国际学界引用。
1989年2月，张青松离开长城站，与曾经挥洒下无数汗水和心血的南极大陆最后一次道别。他的南极考察由此画上句号。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又三次率队登陆北极地区，研究阿拉斯加全新世气候与环境变化，成为踏足“世界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的科学家。
“作为第一个去南极的科学家，好像我有了点名气。但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并不是很多，水平也不是很高。”张青松强调说，极地环境险恶，难度很大，又是国际竞争的场所，要想作出一点超过前人的成果，必须认真做好项目设计和行动计划，必须做好团结协作，包括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从第一次意外的南极之旅开始，张青松一直认为，中国科学家在南极地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虽然我们起步较晚。
《中国科学报》 (2013-05-17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