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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能被培养为优秀的工程师，但却无法被培养为既具有中国文明自觉，也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君子群体。
中国现在缺乏这样的领导群体，他们最大的缺陷不是缺乏现代知识，而是对中国自身的了解不足。弥补这一不足，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古典开放。
■本报记者 陈彬
只要是对高等教育稍加关注的人，相信对“通识教育”一词都不会感到陌生。近些年，通识教育一直是国内高教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和会议也层出不穷。
日前，一场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关于通识教育的研讨会在北航召开了。然而，不同于国内很多研讨会上的一团和气，此次会议从一开始似乎便多了一股“火药味”。究竟与会者在争论什么呢？
古今之论
此次研讨会，主办方确定会议主题为“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既然提到“复兴”，那就意味着，此前一定有“衰落”之时。对此，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是这样解读的。
“从历史上说，直到19世纪前，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姚中秋表示，其以养成君子为目标的教育理念也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在20世纪初，原有的君子教育传统却“衰落”了。
究其原因，姚中秋表示，由于在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精英看来，学习西方就必须结束中国自身传统。由此，现代中国形成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在该系统下，学生可能被培养为优秀的工程师，但却无法被培养为既具有中国文明自觉，也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君子群体。
“中国现在缺乏这样的领导群体，他们最大的缺陷不是缺乏现代知识，而是对中国自身的了解不足。弥补这一不足，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古典开放。”姚中秋说，当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自觉。“换句话说，我们开展通识教育应当以传承中国文明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
至于如何承担这一责任，姚中秋表示，通识教育的重点应是中国经史经典的研读。因为这些书籍承载的是中国之道，承载的是中国的基本价值。“我们的通识教育如果要养成现时代的士君子，就必须以中国之道灌注于这些青年的身体，以中国价值树立他们的人格。”
然而，对此有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丛日云。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处于中华文明的复兴阶段，但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成功的现代化。”丛日云表示，儒家的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在公德领域不一定适应，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公民，需要的是为他们传递现代文明。
“更何况，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价值来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所以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中华文明的内生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也应成为通识教育的题中之义。”丛日云说。
在他看来，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其实是对峙由现行教育造成的国民心理的不健康与人格缺陷。“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即树立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个人的成长与全球化这两大趋势，还原真实的历史，了解客观的现实，校正国人的偏见。
“当然，传播现代文明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中国古代经典。”丛日云说，但我们要把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教师培养学生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而不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
文典之惑
尽管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开设了专门的通识教育机构，但对于大部分高校而言，通识教育其实大体上相当于校内公共课教育。在这一背景下，一个问题就不能不被提出来：究竟有哪些内容是适合所有学生学习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陈壁生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
陈壁生表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章太炎曾提出所谓“四经”的说法，指的是《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部国学经典。章太炎曾在演讲中对为何要提出这四部经作过解释，即《孝经》可使人发扬自身天性，《大学》可综括学术，《儒行》能唤起人的勇气和德性。这些都是每位国人所必需的。“当然，在今天的教育中，《丧服》并非对所有人都适合，因为其涉及的很多内容，与当今独生子女时代没太大关系。”陈壁生说，但因为我们大多数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因此，《论语》可以作为一个替代者。换句话说，今天的通识教育中，《论语》、《孝经》、《大学》、《儒行》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经典。
然而，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一直强调现代观念的丛日云也有着自己的疑虑。
丛日云表示，对经典文本的阅读是中外教育通用的一种模式，但其效果如何却有待考虑。“如‘985工程’高校的学生素质相对较高，相信其读经典的效果会不错。但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到国内上千所大学，学生们对这些经典能读懂多少却是很大的问题。”他说。
此外，在丛日云看来，中国人读经典要比西方人更加困难。因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后，其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和古代生活相距更远，而西方现代文明则是从古代文明直接成长起来的，与古代人的距离相对更小。“如果一个国内年轻人飞到美国，并不会感到有多大的文化冲击。但是让他回到200年前的中国，他还能不能受得了？”
丛日云的忧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猛看来并不存在。相反，他认为西方人阅读经典的难度可能更大。“原因很简单——西方的经典文本很多并不是由本国先哲创造的，美国人去读一本希腊经典的难度并不比我们小。”
李猛表示，从国内高校10年的通识教育实践来看，我们在经典阅读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中文文献不需要翻译。“比如《论语》，你不能说100%能读懂，但70%的学生是能读懂字面意思的。”他说，高校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该阅读经典，而是应从中学教育开始，进一步提升学生最基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进入大学专业教育以后，很多学生已经错过了培养的最好时机，我们是不是该在这方面多作些切实的思考和努力呢？”
中西之别
通识教育虽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在西方却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一些大学也有着鲜明的“通识”特色，比如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朱振宇的博士学位便是在这所学校取得的。
据朱振宇介绍，波士顿大学设有一个专门的教学机构——大学教授项目（University Professors Program）。该机构由学校各个人文学科具有“大学教授”荣誉头衔的学者组成，机构没有固定的课程设置，而是在学生培养方面实行导师制，教授的知名度和灵活的培养方式让其成为了波士顿大学通识教育的标志。
“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士顿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像是古典的、强调‘人文精英’精神的博雅教育，其与训练基本生存技能的大众教育是相对的。”朱振宇说，然而，就在他拿到学位时，该机构却因为其在实行中表现出的弊病而被取消和重组。
朱振宇表示，该机构所表现的弊病可总结为：第一，导师制的随意性较大，难以形成制度性的选课方案；第二，导师研究方向、学派、个性等原因使导师之间的配合无法有效并长期稳定进行；第三，随着学术新动向的发展，过去的学科配合格局自然死亡。
“波士顿大学的大学教授项目重组所显示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传统意义的‘博雅教育’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暴露的弊端：第一，靠学者魅力维持的通识教育难以取得制度上的稳定性；第二，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在现代技术社会中受到强烈的冲击，不得不及时更新。”朱振宇说。
归国后，朱振宇就职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恰巧该校也是极其注重“通识教育”，但他们的观念却与波士顿大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我们进行新教师培训时，校方便公开表示：通识教育应对的是现代而非古典。西方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通识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而现代社会的学科机构已经非常不同，因此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面对当下的学科建制。”朱振宇说，而针对波士顿大学模式中“课随人走”的问题，浙大也提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即教师可以随便换，但是通识教育模式下的课程不能变，并且在开课时，实行严格的审核模式。“这样的设置固然保证了整个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对授课老师的个性产生了压抑，这其实也是个问题。”
此外，本着“欲上通识课，教师先通识”的理念，浙大也在全校开设“教师通识课”，并规定教师如想获得职称，必须参加一定量的“教师通识课”学习。对于这一做法，朱振宇很是赞同，但他同时表示，在执行过程中，这一做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通识课设置基本是遵循院系间“势力均等”的原则，而不具有核心导向性。还有一些通识课程不能开拓教师的学术思路，反而更像“人生常识补充课”。“我选修了一门‘食品营养与健康’课，从中知道了很多食品卫生方面的知识，但这种意义上的受益恐怕与‘通识教育’无关。”
朱振宇表示，如果说波士顿大学的教育模式偏重于古典的“博雅教育”的话，浙大“通识教育”更接近“通才教育”。它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多维人”为宗旨，注重培养适应现代技术社会的创造力，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其具有强大的社会生命力和高度的稳定性。“不可否认，浙大的‘通识教育’模式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能够在切合国情的前提下，加入一些传统‘博雅教育’追求自由心灵的理念，是否更能解决现代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呢？”
《中国科学报》 (2013-05-09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