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伟毫不掩饰自己对爱动手学生的青睐。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党委书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将这类学生和理论考试获高分的学生做了个比较，他说，如果两种学生都来报考他的研究生，他选择前者。
他拿出手机，走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回来，指着电脑屏幕说，“看，它自动锁屏了。”原理很简单，通过蓝牙，在手机和电脑之间设定一个10米安全通信距离。而这就是他的一名爱动手的学生的杰作。
“如果学生只知道背书考试，没了实践的兴趣和创新的能力，搞不出像样的东西来，那将很可怕！”刘建伟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他办公室里那台惠普打印机，国人就做不出来。从宏观层面讲，国家科技战略早就有了，可相应的人才培养能否跟得上，这是个问题。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全国两会也抓到了这一问题：美国81%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立刻胜任工作，印度有25%的毕业生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比例只有10%。这份“2012～2013全球竞争力报告”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抛出来后引起一片热议。
成长于北京、后移民英国的伦敦防务安全分析师加里·李曾在2012年末发文指出，美国军界对于中国军工成长进度存在误判，因为美国忽略了中方的工程师——被加里·李称作真正缔造中国军工奇迹的因素，而仅仅归因于“抄袭”、“间谍获取”等手段。
加里·李还举了刚刚为歼-15舰载机付出生命的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歼-15项目负责人罗阳的例子，他说：“中国要获得那么多遭西方封锁的技术，没有像罗阳这样的忠诚人士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崇拜像罗阳这样的‘事业英雄’，他们渴望民族振兴，这恰恰是令美国紧张的。”
自己原本拥有令他人紧张的东西，如果放松或是失去了，那么紧张的就不再是别人，而是自己。
因此，怎么才能培养出更多像罗阳这样的事业英雄来，如何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投身工科，又如何将那些已经身在其中的人才潜能激发出来，仍是中国科教界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来自美国创新轴心的启示：学院式教育模式已不适合快速的发展与激烈的竞争
刘建伟喜欢爱动手的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不太赞成学生将考试成绩看得太重。然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对中国大学而言已经“十分难得”，对工科尤甚。
比如，农村孩子小时候玩过打弹珠，这种游戏可以让他们获取对于“能量传递”的感性认识。如果进入大学后才开始用繁杂的公式去推导、演绎某一种物理现象，只能是空对空，既不容易理解，也很难产生兴趣。
更重要的是，学生会渐渐丧失从实践中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2009年，刘建伟曾赴美国高校访问，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辆警车不见了，多方寻找，发现车被架到了一座教学楼的楼顶上。警察四处寻找线索也没搞明白“车到底是怎么上的楼顶”，最后无奈地说了一句：“准是那帮学生干的。”
麻省理工学院有着“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的美名， GPS导航、雷达都诞生于此。尽管对这些历史和该校“手脑并用、创新世界”的校训早有耳闻，但刘建伟还是被学生的这种“创造力”震住了。
国内早有专家呼吁学习美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读书》杂志2012年末载文《美国创新模式转型对我们的启示》对此进行了剖析。不过，这篇文章更多关注的是被人们忽略的美国另一个创新轴心——东部教育。
由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和国务院参事冯之浚操刀，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对美国西部创新轴心的调研较多，其创新模式和经验已得到重视。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东部轴心的进展，其后发优势已显露出端倪。
所谓美国东、西部创新轴心，一个是以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为核心的西部轴心，信息产业在这里蓬勃兴起；另一个是以坐落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为核心的东部轴心，这里聚集着大批高端的“奇才”、“怪才”。而后者也被称为“颠覆性的创新”，形成了“创新梦工场”、“CEO的摇篮”、“知识资本再造”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模式。
两位作者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创新实验室模式，其教学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用什么，学什么”。他们认为，学科细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很多弊端，如使创新的视野收窄，使培养的人才偏向单一方向的“工匠”。而要培养的精英人才，眼界必须要宽，更重要的是有自我学习的能力，在知识与信息“爆炸”的时代，随时可以把最有用的知识“为我所用”。
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整个国家的创新力量才会一直处于科技创新的前沿。
反观国内，进入新世纪，社会不断呼吁高新技术区的“二次创业”。但十几年过去了，本该参与国际科技前沿竞争的高新区，似乎仍未彻底摆脱靠来料加工和规模扩张的模式。
他们分析：关键原因是缺少新技术、新产品的储备，缺少跨越式创意和创新模式的供给，“往往，我们在欢庆取得生产能力重大突破时，又同时发现，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又落后了”。
他们的结论是：学院式教育模式已不适应快速的发展与激烈的竞争。如果不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革命，我们就无法走出“出国预备班”的尴尬。
经济危机让执政者们都看到了这一点。1月22日凌晨，奥巴马发表就职演说时，提到了4个“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来展望未来，其中提及“直到聪颖年轻的学生和工程师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被逐出美国”，他对工科人才的重视可见一斑。
事实上，美国提出恢复“先进制造业”，其中许多制造业的技术储备就是来自创新实验室。文章介绍，如“电子墙”将替代现有的电子显示系统，移动照明设备有可能推进节能技术革命，纳米传感器将使绝大部分微型充电产品被淘汰，模块化媒体技术将彻底改变传统的手段，等等。新一代技术必然将构建下一轮全新的市场格局。
我们的教育改革必须跟上，以让年轻一代在跨越式的激烈竞争中及早地站上制高点。
从市场需求反向推进学习：“做中学”并非职业教育的专利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查建中对美国的这一模式也做过深入了解，他将此概括为“做中学”。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查建中说，如果是他写这篇文章，他一定还会专门强调：“看好了，这些可都是世界顶尖、一流的高校！”
之所以要强调，在于查建中认为如今存在一个“舆论误读”，不少公众乃至教育界人士，都以为“做中学”是职业教育的专利，听到“实训”，竟不约而同地以为“那是二三本以及职业教育学生才干的事”。
“大错特错！”查建中提高音量对记者说，“这些都是落后的观念，会阻碍我们的教育改革步伐！”
事实上，刘燕华、冯之浚在文章里也提到了这个词，“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文章以哈佛大学的创新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为例，称这两个平台都正在大力推进以支持师生创业为目标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提倡“干中学”。学习课程的大部分时间研究创意（包括征集、组织创意）和进行创意设计。一旦创意经审评认可，证明可行，则进入实现创意的实践。
就如美国创新实验室一位专家所说：世界上有80%左右的研究效率低，其原因在于没有研究“正确的问题”，即没有对未来的设想和明确的方向。因此需要采取逆向思维：从市场需求反向推进学习，把创意和实现创意的能力作为培养学生的主攻方向。
而我国工程教育一度远离“实践”，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
20世纪以来，工程和其他基础学科开始了一个愈加紧密的联系。查建中说，200年前，蒸汽机所采用的热力原理和今日相同，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是基于科学的分析和新技术发展对综合设计的影响。而这些改变使得工程教育也发生了改变，转向以工程科学为基础。
其结果就是不少工程教育学者所说的，“我们开始培养学生成为工程研究者，而不是工程师”。
甚至，一些学校认为把学生的动手能力作为培养目标“太低级了”，不符合研究型大学的身份，有的则认为满足学生就业要求是“功利主义”，不应迁就。
这些都很让查建中忧心：德国工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民族极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还有一个问题是，老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弱，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强不到哪儿。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吴刚告诉记者，不少年轻老师就是“从校门到校门”，大凡遇到授课内容与实践结合比较紧密的，这一问题便凸显出来。比如土木工程设计和施工课，不少授课老师自己从未到过施工现场，也从未做过实际工程项目，讲课只能照本宣科。
更严重的是，这样的老师还不在少数。吴刚无法给出准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工科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在招聘教师时，通常会有学历的要求，也会给出发表论文篇目的要求，但几乎看不到哪家高校贴出“要求有某某业务领域实践经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曾对中国3000名工科学生进行教育改革建议的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学生们对“组织更多专业实践活动，培养动手能力”的呼声最高，占总体的30.5%。
事实上，“做中学”的呼声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在国内出现。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就是这项改革的主倡者。
“知识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怎样将大量知识进行筛选重新组合，其实就是一个‘做中学’的过程。”韦钰认为，老师教学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改变人的潜意识。
她给外界讲了在美国看到的一堂“做中学”示范课：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看见橡皮泥捏成团就会沉下去，捏成小船就浮在水面上，于是潜意识里认为形状决定沉浮。于是老师又拿来一根火柴和一根铁钉丢在水里，结果铁钉沉下去了，火柴浮在上面，孩子们都以为这个现象印证了他们的潜意识，即小的形状沉下去，大的形状浮上来。于是老师又拿来一个大的铁衣架扔进水里，这下让孩子记忆一辈子的现象发生了，大的衣架一下子就沉下去了！这个“做”的游戏彻底改变了孩子们的潜意识，通过这个做的过程，孩子们学习到了科学知识。
选择在小学阶段推广“做中学”，韦钰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中学生应试压力过大，让孩子们通过动手去学根本没有多少空间。
企业大学的启示：不要“养殖”人才，而是在实战中培养
过于僵化的人才观也是影响这一试验的一大阻力。比如，人们多认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而对那些实战中冒头的人才却看不上。这被一些学者诟病为“养殖人才”。
刘建伟对此深有感触。北航刚刚过完60岁的生日，按照惯例，校友们多会在母校生日时向母校教育基金捐助。这时，两位技术型上市公司老总的成长历程引起了刘的注意。
这两位向母校捐助了大量资金的老总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当年上学的时候都喜欢参加社会实践和科技创新比赛活动，而且善于动手做一些科技实验，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并不优秀。
美国东部轴心的创新实践是一种思路，在我国，企业大学则给了另一种启示。
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2008年，国航大学、中国电信学院、用友大学等企业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挂牌成立。有学者分析，在不久的将来，企业大学的数量甚至将会超越传统的大学，成为未来成人职场教育及终身学习的主流。
不可否认，企业办大学有一定“被迫”的因素——高校输送的人才企业看不上，就只能自己培养了，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认识，但一个成熟的企业大学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新人培训部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大学——中航大学的教务长吕顺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企业办大学看上去似乎是企业前移争夺人才、学校后移提前保证就业的一个方法，但在市场的无形作用下，形成了符合产学发展的良性互动。
比如，要让这些人才苗子真正成为中国创新型人才或是科技领军人才，必须在企业或社会中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中航大学的一份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进入航空工业从事技术工作15年才能成为技术方面的核心人才。
此外，不少行业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制造业人才梯队存在断层，这也是企业大学活跃的原因之一。中航大学的调查就显示，由于储备不足，老一辈研究人员相继退休，形成了人才结构两级分化的局面，工作经验不足10年的青年技术人员占半数以上。
当然，当人才进入到工作岗位上，真正对其起引导性作用的，更多的在于激励机制或评价机制，而非简单的“培训”。
在经过调研后，吕顺发发现，技术人才对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存在认知上的误差，愿意做“长”的多，愿意做“家”的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少部门的人才计划频频出台，这意味着会有相应的科研经费和个人经费支持。问题就出在这里，要争取到这些人才计划的支持，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长”，而非是“家”。
中兴通讯学院院长曾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这样的激励原本没有问题，但人们渐渐发现，一些“长”进入这个计划之后，同一个官员在另一个计划里还能见到，而这样的人大多是在某一领域早已做出成绩的人，如此，便不免让人疑惑，人才激励政策对于那些还未搞出大成就的年轻人而言意义又在哪里？
正如一位生态学研究员借用生态学原理所说的，适度干扰会增大群落生物多样性，而过度的干扰则会破坏系统的结构，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
于是，曾力呼吁，给人才松绑，少一点人才计划。
换句话说，回归人才成长的常识，如何激发那些已经身在其中的人才潜能，是相关部门当下更需要思考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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