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人怀 夏世焱摄
“做创新，一定要摆脱名利，一定要安下心来，才能成功。”
■本报记者 张行勇
“创新必须具有‘三心’——责任心、耐心、好奇心，具备三个条件——宽厚的知识积累、勤奋、善抓住机遇！”73载岁月磨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创新理想。
对这样一位谦和的老者来说，即便抛开他板壳结构分析与应用专家、澳门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长等一系列身份和职务，刘人怀的创新经历也绝对足以令人钦佩——大学毕业时就成为中国继钱学森后作“薄球壳体非线性稳定”论文的第二人，38岁就研究出精密仪器波纹圆板弹性元件设计理论。
完成划时代论文
1940年，刘人怀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17年后他成为四川省的高考状元。由于他的哥哥解放前去了台湾，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里，刘人怀没有被批准留学苏联或是进入成都电子工程学院的绝密专业，而是考取了兰州大学固体力学系。“主要是为了离政治远一点。”刘人怀回忆说。
一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学校推荐参加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工程研制工作，即“518工程”。
刘人怀师从著名力学家叶开沅教授，1963年，导师推荐他作一个“划时代的论文”未完成的部分——“薄球壳体非线性稳定”论文。而这一课题，正是1940年钱学森在他的导师、著名美国工程学家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做的博士论题，该论文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数学力学新概念。
尽管不少人质疑年轻的刘人怀是否能胜任这一课题，但他不负先生所望，出色地完成了这篇论文。“好的老师很重要，我随后50年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好的开端对人的影响。”刘人怀感慨道。
坚持就是胜利
1963年毕业后，刘人怀留校任助教，成为叶开沅教授的助手。但刘人怀闲不住，希望联系实际做科研，于是开始在兰州市的大工厂找科研课题。1964年夏天，一家叫“135厂”的企业（国家绝密的航空厂之一）给了他一个课题——波纹圆板项目。
在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领空侵略给中国国防提出了严峻考验——当时，中国大炮只能打到8000米，而美国飞机大多时候都是在2万米以上的高空飞行的。
关键器件就是飞机的高度表，这个高度表的核心元件是个弹性元件，就是一个圆形的波纹片。
135厂被要求仿制美国飞机的高度表，这最终成为刘人怀的研究方向。但校方并不同意刚毕业的刘人怀“不务正业”下工厂做课题，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做这项工作。
利用带学生实习的机会，刘人怀来到首都图书馆找资料，发现这个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只有5个团队在做。但这5个团队的研究结果误差太大，理论和实验的误差高达39%~40%。而刘人怀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面临同样问题。
1966年“文革”期间，刘人怀被打成“右派”，关了两个月。放出来的第一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家，找出纸和笔，继续完成他日思夜想的计算。
科研不能公开进行，他便躲在家里悄悄地做。靠着自己手算，终于在1978年4月完成了研究，理论结果跟实验结果误差是1%。
前后14年承受的政治、学术环境以及生活之重压，在现在的刘人怀看来已经云淡风轻。
“我成名之前一点好处都没有，没有升职称，也没有表扬信，全是挨批斗的事情。所以，做创新，一定要摆脱名利，一定要安下心来，才能成功。”刘人怀说。
敢为天下先
1978年，刘人怀获邀参加中国仪表界第一次年会，年仅38岁的他在大会上发言，提出的精密仪表弹性元件研究成果立即引起了轰动，专家评价他的研究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力学学报》也在同年副刊的第1期就登了刘人怀的文章，他的设计后来也成为中国仪表界的规范。
刘人怀的非线性数学研究也享誉海外。国际著名固体力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麻省州立大学教授纳斯曾于1983年致信刘人怀，对他发表在《国际非线性力学杂志》的论文评价甚高：“刘人怀的论文开创了双层金属球形壳体稳定性分析的新领域。刘人怀教授使用了一种优美的数学方法，解决了固体力学中一个复杂的问题。”
而作为暨南大学校长的第13任校长，刘人怀自1996年上任以来，根据学校“侨校”特色，创新地制定了“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确立了两个办学原则——“学生第一”、“严、法、实”原则，并采取了许多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措施。
《中国科学报》 (2013-02-22 第7版 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