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科峰
2012年6月，国际湿地公约大会发布的《水鸟种群估计》报告显示：亚洲水鸟种群下降数量超过50%，而中国湿地和候鸟迁徙通道正全面告急。
迄今为止，在全球8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有3条经过我国，分为东、中、西三条线。东部路线主要沿我国东部海岸线推进，是“湿地水鸟”最重要的迁徙路线。这些候鸟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湿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和人类活动的增多。上海南汇东滩湿地的困境，可谓是这一报告的最新证明。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热衷于开发湿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法定意义上，湿地是自然形成的，一般不属于个人或组织，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成本。同时，湿地往往位于风景极佳的场所，或依山伴水，或面朝大海，更容易成为土地投资者觊觎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南汇东滩湿地的复垦和被开发就在意料之中——还有什么比无主之地更适合用来开发呢？至于过路的候鸟和栖息的生物，它们原本就无法对抗人类生存扩张的冲动。
但是，大自然不会永远沉默。近期，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持续雾霾天气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有专家甚至指出，如果失去东滩湿地的缓冲，上海将难以抵挡来自海上的任何灾难。如果发生极端气候事件，失去滩涂湿地的缓冲，这座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将岌岌可危。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一场暴雨、洪水或海啸，就足以让一个现代化城市陷入灭顶之灾。
南汇东滩湿地行将消亡，正是当下中国湿地保护尴尬境地的缩影。当无形的生态安全遭遇有形的城市化、商业大潮的侵袭，生态环境往往成为牺牲品，空留下环保人士的愤怒和无奈。
2012年，多家科研机构发布的《1978~2008年中国湿地类型变化》报告就指出，根据遥感制图结果，30年间，中国湿地面积总体减少了约10万平方公里，滨海湿地减少5215平方公里。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并非不重视湿地保护。1992年7月31日，中国正式加入《湿地公约》。此后20年，我国共有41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相继颁布了《湿地保护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湿地公园验收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文件。
但遗憾的是，就在2012年12月，在纪念中国加入《湿地公约》20周年座谈会召开前，全国范围的湿地保护法仍未出台。恰恰是这部关于湿地保护的国家大法的难产，直接导致了有关管理单位在湿地保护、污染处理等方面的失语和弱势。
20年的光阴，缘何换不来一部全国性湿地法的出炉？为何环保方面的立法总是晚于环保者的行动？有业内人士称，由于国土、环保、水利、林业、海洋等多个部门都有湿地管理职能，各部门虽然对立法推动湿地保护达成基本共识，但对具体条款多存争议，这也直接导致相关法律法规的常年缺失。
基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关方面计较于部门利益得失、忽视社会大众利益的做法，恰恰是利益集团博弈在生态环保领域内的又一个鲜明写照，且同样令公众愤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享有“地球之肾”之称的湿地，无疑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要着力点。如何让现存的湿地更好地发挥生态功能、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需要决策者和建设者共同面对的迫切问题。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20年之后，靠什么继续推进湿地保护工作？或者，中国经济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靠什么续写未来的目标与梦想？这需要深思，需要抉择，更需要实际的行动。
《中国科学报》 (2013-02-01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