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淑红
考核是工作的指挥棒，因为它具有功利性，影响着利益的获取。考核起什么样的作用，关键在于考核附带的利益与什么样的指标挂钩。对地区生产总值和增长率的排名被叫停，就是对“GDP”至上的紧急刹车。这种唯“GDP”论英雄的考核不仅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也让高校深受其害。在利益驱动下，一向以探求真理、教书育人为己任的高校变成浮躁、急于求成的名利场，学术活动沦为占有资源、获取名利的工具，知识分子在利益漩涡中迷失自我，丧失应有的坚守与执著。
在笔者看来，以“GDP”论英雄给高校带来的影响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研究成果数量化，原创成果稀缺。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项重大成果的产出，少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倾尽毕生心血。但是，在我国高校的考核体系里，对论文、项目的数量和产出速度的过度引导，使得高校教师为伊消得人憔悴，速成论文、灌水文章、抄袭门、一稿多投等学术造假现象层出不穷。做学问变成了做菜，本来只有一种原料，通过换点作料，换个做法，就成了不同花样的菜品。试问，一个人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炮制论文数量上，哪能潜心研究，何来学术创新？
其次，项目平台荣誉化，忽视后期建设。国家层面设立各类平台、奖项、重大工程和人才支持计划，其目的是扶持部分学科和学校快速成长，进一步推进国家的教育创新和科技创新。但是在很多学校眼里，它变成了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只要得到这个荣誉，就算是功成名就。这就造成重视前期申报，对后期建设虎头蛇尾、听之任之的现象。高水平人才的引进也是如此，在引进上下足功夫，但是人才进来后怎么发挥作用、怎么适应环境、如何跟踪成果产出等都是薄弱环节，从而导致外来人才水土不服、成果不突出、另择他校等问题。
第三，知识价值文本化，脱离实践应用。获取知识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知识的价值只有在实践应用中才能体现。但在当前的考核体系里，知识的价值体现为各种文本。诚然，论文是衡量科学研究的重要指标，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在有的学科领域，论文甚至不具有绝对主导的价值。尤其是在临床医学、工程建筑、农学等实践性很强的领域，建树并不是靠论文多少而是靠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的。袁隆平院士一生没发过几篇文章，却解决了5亿人的吃饭问题，他对社会的贡献与几篇科研论文怎能同日而语？
第四，学术活动媚俗化，偏离探求真理。如今，高校的媚俗化、知识的功利化已经愈演愈烈，做学问的浮躁心理比比皆是。面对纵向课题和基础研究的长期性、成果难以直接转化等问题，高校教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拉项目拉赞助上，对真正的原创研究却无人问津。学生评教的初衷是检验教师授课的水平，但由于教师的业绩受制于学生的评价，为了迎合学生兴趣，教师不仅降低知识的学术性，甚至在考试时不得不“网开一面”，提高考试通过率，以赢得“高人气”。试问，搞科研、做学问如果耐不住寂寞，整日为铜臭之事牵绊，如何才能接近学术的真谛。
最后，师生关系异化，学生沦为雇员。教育学的内化论认为，人是具有内在潜能的个体，教育的责任就是把人的潜能挖掘出来。人具有内在潜能已经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理论前提。但是，现在的人才培养尤其是注重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培养却变了味儿。2008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博士生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并没有与此显示出正相关。虽然国家的创新能力并不能与博士生数量画等号，但是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方式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在导师眼中，学生不是等待老师点拨的“嗷嗷待哺”求知者，而是导师雇佣的廉价劳动力。有的导师忙于名利，与学生见面的机会都屈指可数，学术能力的培养更是无从谈起。
高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术活动是一种认识和探索未知世界、探求未知规律的特殊活动，学术成果的产出具有隐蔽性、长期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高校考核的指标，应该基于学术发展的规律；考核的目的，应该指向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所以，借着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新标准的东风，高校的考核要育人与科研并重，因才考核，营造不拘一格发现人才的人才成长机制；要不畏浮云，立足长远，创设不同形式的学术成果产出机制；要杜绝不作为，允许失败，建立大胆创新、虽败犹荣的创新机制；要按劳取酬，罚劣奖优，建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若真能如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高校必将成为真正的探求真理、教书育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殿堂，也必然会产出优秀的育人楷模、豁达的鸿儒硕学和成功的社会精英。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高教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3-12-26 第7版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