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两弹一星、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国家大手笔紧密联系在一起；

 

 

人物小档案 陈佳洱，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1996年至199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99年至2003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53年，朱光亚老师（右）对陈佳洱进行口试。

 

1964年，在英国卢瑟福物理研究所做研究。

 

1998年，陪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北大学生见面。

 

1998年，陈佳洱在校内骑着自行车，碰上记者，留下了这个镜头。此为当年杂志封面。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书生，却与两弹一星、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国家大手笔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打开了北大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那扇大门，开“985工程”之先，又将北京医科大学并入北大，却说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教书带学生；他在山河动乱的年代出生，在充满生机的岁月迷上科学，又在一场政治风暴中一度停滞迷惘……命运给了他过人的天赋、纯粹的向往和温和的性格，也给了他无数个意外与劫难。

 

陈佳洱，这位年近80的老先生，怀着子承父业的作家梦当了科学家；研究了一辈子的加速器，却始终散发着儒雅的文士气息。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历经时代风雨变迁，在陈佳洱身上，我们看不到风霜的痕迹，有的只是岁月沉淀下的谦卑与平和。

 

近日，2013年北京大学“蔡元培奖”公布，包括北大原校长陈佳洱、新中国行政法学开拓者罗豪才在内的10位教授获此殊荣，“蔡元培奖”每5年评选一次，被视为北大教师的终身成就奖。我们借此得以走近陈佳洱。

 

 

科学之路并非坦途，学无止境，在有限的人生里忍耐求索之路可能遭遇的无数失败、寂寞与艰辛，一定是源于对科学本身的热忱。

 

有趣的是，陈佳洱对于科学的赤诚之心，却是源自身为文学家的父亲陈伯吹。

 

陈伯吹年少为生计所迫，无法上大学学习数学，引以为憾。身为儿童文学家，他将自己对于科学的热爱，以生动的形式传递给陈佳洱，比如用跳舞的纸片小人告诉他摩擦生电的原理。就这样，科学的种子，在年幼的陈佳洱心中生根发芽，只为终有一天的盛大开放。

 

父亲是文学家，母亲是钢琴家，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陈佳洱充分享受着知识的乐趣。然而浓郁的书香，没能掩盖时代动荡的气息。

 

陈佳洱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风雨飘摇、人人自危，让陈佳洱从小对于国家与民族尊严之重有着切身体会。

 

新中国成立不久，年仅16岁的陈佳洱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父亲的一些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朋友，充满激情地建议他考到东北老解放区的大学去，于是，陈佳洱进入了大连大学学习。有意思的是，当时陈佳洱报的并不是物理系，而是电机系，“那时候对电有兴趣，而且我觉得，解放了，国家要强大，需要发展工业”。

 

因缘际遇，在工学院学电的陈佳洱碰到了刚从英国回来的国际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先生，他在大连大学主持普通物理实验课。课程以严格和高难度著称，要想得到一个代表优秀的五分非常困难，以至于学生们约定，谁得了王老师的五分，就得请大家吃花生米。那一学期，陈佳洱请同学吃了三次花生米。

 

王大珩认为，要办好工科，培养高素质的工科人才，没有理科不行，就建议在工学院里建一个应用物理系，由他担任系主任。这一年，陈佳洱大二。正是普通物理实验课上的“五分”，将他送入物理系学习，从此，陈佳洱正式走上了物理研究之路。1952年，由于全国院系调整，陈佳洱和大连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全部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来的吉林大学）物理系学习。

 

或许是命运偏爱草蛇灰线的笔法，仿佛一切的曲折，都只是为命中注定的一次相会。陈佳洱在报考大学、毕业时两次与北大擦肩而过，却在“两弹一星”的契机中与北大结缘。

 

1955年，中央决定实施“两弹一星”战略，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以身许国。这年1月，中央做出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的重大决策，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原子能人才培养基地——物理研究室的文件，并从当时全国高校中抽调了一批科学家，如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等，负责组建工作。这其中，就有陈佳洱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朱光亚教授。不久之后，陈佳洱也被调往北大协助建设物理研究室。

 

物研室建立之初，只有6个人，几乎都是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陈佳洱是唯一的助教，还不到21岁。刚到物研室报到的时候，因为太年轻，值班的副主任虞福春教授一开始还以为陈佳洱是“哪里来的小孩儿”。一到物研室，陈佳洱就接到两个重要任务：一是为原子核人才教育基地招生，二是根据教学需要建一个实验室，为中国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开出第一轮原子核物理实验课。为了这两个任务，陈佳洱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不休的日夜，他甚至在实验室放了一张床，从早到晚拼命干，实在困了，就躺一会儿，醒来接着再干。就这样，陈佳洱带着五六个新同事，从无到有，在半年多点儿的时间里排出所有需要做的实验，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在这里，他为中国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开出第一轮原子核物理实验课；从担任实验室主任、加速器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到担任学校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以及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尽管肩负的任务越来越重，但这5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核物理教学与科研这块心爱的园地。陈佳洱的夫人周维金教授是北京大学放射化学家，育有三子，也都从事科学技术工作。

 

这是陈佳洱在北大的第一件工作，却出于保密需要，不能提起北大，只能对外宣称“546信箱”。1958年，“546信箱”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来又改名为技术物理系。陈佳洱在那个时候，有了一辆自行车。他骑着车，听着风声在耳边吹过，经过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经过美丽沉静的未名湖，经过沧桑古朴的图书馆，自此，真正投入了燕园的怀抱。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为了响应号召，陈佳洱决定做加速器，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

 

加速器是什么？陈佳洱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方。你的电视机里就有一个加速器。电视机屏幕上为什么有影像？那是电子枪把电子放出来后，经过电场加速，控制电子束的运动，由电子束描述出一个像。这个过程就是加速过程，不过能量比较低，只有几千伏或者几十千伏。我做的也是加速电子、质子等非常非常小的带电粒子。加速器就是要把粒子速度加快，比如加快到光速，粒子就有了很大能量，用这些能量干什么呢？去轰击原子核。把原子核打碎了，可以了解原子核的结构，或者使一种原子核变成另外一种更有用的原子核。所以加速器非常有用。

 

当时唯一有的，是一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不但加速能力小，也不适合研究核物理。在物质资源缺乏、技术落后的年代，对科学、对国家的真挚热爱，就是一种生产力。陈佳洱将一些年轻教师和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地做起30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来，“在大家的努力奋斗下，靠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精神，竟然把一台30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建起来了”！

 

1963年，是学界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解放以来，国家派出的学者都是到苏联或东欧各国去留学，去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还是第一次。当年，中国向英国派出第一批访问学者，共四人，中科院二人、高校二人，陈佳洱名列其中。

 

有了去英国学加速器的机会，陈佳洱十分珍惜。当时困扰这种新型加速器发展的一大难点是，从离子源引出的离子束有90%都丢失在中心区里。失踪的粒子去哪了？两位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尔金森和劳森把这个问题交给了陈佳洱。

 

这个看起来饶有趣味的题目，解答并不那么轻松。因为在加速器的中心区里集聚了所有不同电荷态的各种离子，也是空间电荷效应最严重的地方，还存在各种非线性的有害共振，情况极为复杂，研究很难下手。

 

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微分探针装置，由内而外逐一地测出各种离子的轨道，再结合理论分析和模拟计算，逐圈地分析各个轨道上离子的高频相位和轨道曲率中心的分布，以及自由振动宏包络的振幅与频率等。

 

经过艰辛而细致的工作，陈佳洱终于使中心区束流传输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陈佳洱同时将这些方法用于当时正在发展的三次谐波加速上，让束流传输效率大为提高，卢瑟福研究所的同事们对这位中国来的科学家赞赏不已，陈佳洱也因此被冠以“谐波加速之王”的美称。

 

转眼到了回国前夕，研究能力出色的陈佳洱获得了国外学者的尊重与认可，也曾收到留在国外的邀请，但陈佳洱信守承诺回到了祖国。

 

当国外同事问他为什么坚持回国时，陈佳洱的回答出乎意料的单纯：派我去的目的就是要回来造一个先进的加速器，现在既然我掌握了等时性加速的基本规律，我当然要回国了。

 

朴素的言语下，是无法磨灭的情怀。

 

 

1966年，陈佳洱回国。国家科委基础局给他主持的北大等时性回旋加速器项目批了500万元的资助。就在这位踌躇满志的科学家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刻，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教学、科研停止。

 

昔日令陈佳洱引以为傲、为科学事业奉献的一切，却成为今日之罪名，连去牛津也成为“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罪证。因为是系主任，被打成“走资派”，又因为曾说服同事撤掉大字报，变成“右派”，还因为一张由记者违规偷拍的加速器照片被冠以特务嫌疑。回首往事，陈佳洱显得很平静，淡淡的自嘲中仿佛带有一丝苦涩，“反正我的帽子挺多的”。

 

在科学与学术漫长的严冬中，陈佳洱随技术物理系迁往陕西汉中北大分校，它远离城市，紧依秦岭，交通极为不便。在这里，身体本来就瘦弱的陈佳洱不再搞科研、教书，而是要接受体力劳动的“再教育”，垒护坡、养猪和修铁路，甚至扛100多斤的水泥。离开北京之前，陈佳洱卖掉了所有关于加速器的书，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用那些书了。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国内基础研究逐步恢复。当时技术物理系虽以核科学为方向，但还没有可用的加速器。因为科学而获罪的陈佳洱，再次因科学而回归到加速器的研究事业，他建议研制螺旋波导直线加速器和4.5MV静电加速器。

 

螺旋波导直线加速器是当时西德法兰克福大学刚提出的一种新型直线加速器，它利用简单的螺旋线谐振腔加速离子，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适合学校发展的优点。

 

陈佳洱率领研制组从螺旋线绕制、高频测试到稳定运行，硬是在当地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当时国际上尚无经验的新型加速器，并结合束流群聚理论建成了一台螺旋波导聚束器。陈佳洱将它安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400kV高压倍加器之后，只用8.4W的射频功率，就高效地将350keV的连续氘束，群聚为1纳秒的脉冲束，实验结果与他的聚束理论预计完全一致。

 

陈佳洱终于等到了科学界的春天。

 

陈佳洱从汉中返回北京，是在1978年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前夕。钱三强点名让陈佳洱回北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1979年，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撤销，技术物理系回到阔别十年的北京。

 

为了把失去的十年补回来，陈佳洱把目光放到了射频超导加速器上。196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了第一台原型射频超导电子直线加速器。尽管早期它的加速电场强度低，运行稳定性差，但陈佳洱看到的，却是大幅降低微波功率、提高加速粒子束的平均流强与束流品质后的发展远景。

 

1982年，机会终于来临。在杨振宁先生的安排下，陈佳洱去往美国，访问正在建造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的纽约石溪大学。

 

陈佳洱在石溪大学把他对束流脉冲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拓展应用到加速器的聚束器、高能后切割器、后聚束器及各个束流输运元件组成的系统中去，成功地将64MeV的碳离子压缩到100皮秒，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还为加速器的用户编制了一套软件，可根据用户对加速离子的种类、能量等性能要求，通过计算机自动操控，运行方便、精确、可靠，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先进的加速器运行模式，石溪同事们高兴地称之为“陈氏模式”。

 

从美国回来以后，依靠与海外同行的合作交流，陈佳洱的团队在短短几年里创建了第一台射频效率达到国际前列的整体分离环型RFQ（射频四极场）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研制出我国第一只射频超导加速腔，并在牛津大学赠送的2X6 MV串列加速器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台面向用户的碳-14超高灵敏度质谱计，为后来的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7月，当物理评论快报（Physics Review Letters）期刊在北京举办创刊50周年庆祝会时，陈佳洱与25年前石溪大学物理系的同事、该期刊的总主编斯普拉尔斯教授重逢了。斯普拉尔斯教授非常激动，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陈氏模式’现在仍在石溪运行着”！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一项技术能25年不被时代抛弃，这大概是对于一位科学家最有力的褒奖。

 

 

钱锺书曾说，只有中国才肯给科学家大官做。陈佳洱不巧正是做了大官的大科学家，他是一位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他曾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也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

 

1996年8月，陈佳洱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全面主持教学、科研与对外交流工作。从此，“985计划”、百年校庆、合并北医……这些上世纪90年代对于北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注定要与一个名字紧紧相联——陈佳洱。

 

“振兴学科，先要把人心振奋起来。”百年校庆，让陈佳洱感到机会来了，为了借此振兴北大士气，他三请江泽民。

 

1998年，校庆前几天，总书记来到北大，见到陈佳洱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给北大暖寿来的！

 

百年校庆让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再次大放异彩。也正是这一次校庆，北大正式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说要对得起‘北京大学’这四个字。至少在我这一任上，能够朝着与北京大学地位相适应的方向有所发展。”陈佳洱一直以自己的方向，执着地带着北大前行。

 

校庆一结束，陈佳洱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这样的机遇，与清华联手建造世界一流大学。他找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两人一拍即合，签订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协议——包括学分互认、教授互聘、资源共享、后勤共建等在内的八条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央上报在中国实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建议书，这就是后来“985工程”的雏形。

 

更进一步，陈佳洱促成了北大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这种合并是在着眼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陈佳洱在任北大校长时，还做出了理科生上语文课、文科生上计算机课的决定，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北大的学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学文化素质，能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陈佳洱当校长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北大无小事。他说自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走上北大校长这个岗位的，但是，当年在北大全校数百名教职工的校长推荐名单上，陈佳洱排名第一。

 

他虔诚地走进这片圣地，兢兢业业地接下了担子，也踏踏实实地挑起了责任。

 

系主任、副校长、乃至校长，他人眼中的光辉岁月，陈佳洱却十分淡然。面对北大，他的态度始终谦虚而诚恳，“我当北大校长是机遇使然，是历史让我肩负的一种责任，并不是我本身有多大能耐”。

 

“如果说我作为校长有什么体会的话，我觉得北大的教师、学生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师、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这也是我作为北大人最值得骄傲的地方。”陈佳洱说。

 

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多年前，克林顿来访北大的时候，一个女生的精彩提问。当时克林顿引用胡适的话说明自由的价值，北大的女生是如何掷地有声地回应：“我也引用我们蔡元培校长讲的‘大道相行，而不相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是一致的，总统先生，我认为只有尊重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由，你认为对不对？”

 

现在虽然已经卸任校长一职，他依然会不时打电话给老朋友、曾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岳素兰，问一问北大的情况，这仿佛已经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与牵挂——“这是我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地方”。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书是《伟人孙中山》。书里说，孙中山小时候问母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母亲的回答，人生就像梦一场，不小心就溜走了”。

 

人生如梦，而陈佳洱将一生都用于对真理不遗余力的追求。“说老实话我是书生一个，我最愿意做的是教书和研究”。

 

在学术和工作上，他一丝不苟，有着一位理工科科学家一贯的严谨作风；而在生活中，他儒雅谦和，将中国文士的传统美德充分演绎。

 

他是出了名的认真。陈佳洱一再告诫做学术研究，不能浮夸，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片面追求文章，更不唯期刊名气论英雄。他以日本为例解释说，日本接连拿了好几个诺贝尔奖，原因在于日本不讲表面的量化而讲实在的贡献。日本科学家小林诚是陈佳洱的朋友，他发表文章的期刊，影响因子只有1，但所做的工作对粒子物理发展却有重大贡献，拿下了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他总是说，“科学事物必须不断研究，认真实验，得寸进尺地深入、扩展，通过韧性的战斗，才有可能取得光辉的成就”。

 

即使年逾古稀，陈佳洱依然探索着学科前沿的新生长点。他注意到强激光驱动的粒子加速，可产生比现有加速结构高千倍的加速电场，可能引发加速器的新一轮革命，就全力鼓励他原来的博士生颜学庆教授等对其进行深化研究。

 

同时，他又是出了名的随和。

 

有人说他是最没有架子的校长。学校一直流传着一个典故，说北京大学校内的一个地方停了电，陈佳洱知道后很着急，就跑到配电室去找工友，要求他们去修。人家问他是谁，他说：我是陈佳洱。工友想了半天，说：陈佳洱？不认识。这事简直就和以前北大新生要求季羡林副校长看包袱一样经典。

 

“尊重同事，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员，善于调动队伍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是北大教授方家驯的评价。几十年来，陈佳洱一直从事专业基础课“加速器物理基础”的讲授，即使在当校长、主任最忙碌的日子里，他都坚持亲自上课，遇到开会、出差，也要尽量赶回来。他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全部奖项的奖金都拿来设立奖励基金，用来重点奖励研究所的优秀青年人才。

 

2003年年底，陈佳洱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任上退了下来，重返北大。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做科学家，最高兴的事就是与学生们在一起，学生们思想活跃，我喜欢与他们交流思想与价值观。

 

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厚重，留给陈佳洱的气质却是干净平和的，那些陈年往事在陈佳洱的口中，早已过滤掉了灰暗的杂质，只剩下纯粹的理想、科学与微笑。当采访结束的时候，陈佳洱起身，坚持送我们到楼梯口，目送我们离开。他颤颤巍巍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送别的话语也还是谦逊而略带羞涩，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只是一个书生，却书生气得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