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侯建国的时候，这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土著”校长像极了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身着朴素的绿外套，带着金丝边儿的眼镜，说话慢声细语，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
作为中国科大的掌门人，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这所大学能够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级顶尖理工科大学。
在获得中国科大凝聚态物理专业博士学位之后，侯建国先后到国内外的多个科研院所和知名学府深造。1995年，怀揣着“中国科大梦”，侯建国回到合肥这片净土，一手筹建了学校的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中国科大、中国大学离世界顶尖高校还有多远？带着剖析中国科大样本的思考，《科学新闻》与侯建国进行了一次深度交谈。
《科学新闻》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浪潮中，在“千校一面”的高校扩招潮中，中国科大如何保持“小而精”的理工特色定位？
侯建国：中国科大的使命是要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科技领袖人物，所以学生要有非常扎实的学术基础，优秀的学术、研究、工作能力，具备国际视野以及前沿科学的把握、创新能力，还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其实，这就是中国科大和中科院坚持的“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中国需要几百所很好的大学，但并不是每所大学都做同样的事情。每所大学只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包打天下”。一所大学若能把份内的事情做到极致，再把全国所有大学的能力和贡献叠加起来，中国高等教育就是最好的整体。
《科学新闻》 ：多年来，中国科大似乎一直在坚守。在您看来，中国的大学在改革中前进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坚持自身的特色和传统？
侯建国：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大学如果一成不变、因循守旧，就不可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引领知识创新和社会进步。所以，大学在“变”是时势使然，但是无论如何变化，都应该坚持教书育人的核心价值观。
一所大学的目标和使命决定了这所大学需要坚持什么和如何变革，也最终决定了其特色和优势。在中国高校合并扩招、兴办校办企业和建设大学城的几次浪潮中，中国科大人始终对自己的使命保持清醒的认识，始终坚持“数量服从质量，有质量的发展战略”，坚持学术优先、以人为本，坚持不扩招。
但这么多年来，我们并非一成不变，不仅办学地点从首都迁到中部城市，办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创新。
《科学新闻》：您刚才提到了“不变”。不过，您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还是动静很大。
侯建国：确实如此，因为我们要使大学里育人的“土壤”更加肥沃，大学行政系统就要为老师做好应有的服务，将大学的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涉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去行政化尝试”。
因此我们在四年前建设了学生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把各部门为师生服务的功能整合到一起，为师生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我们觉得，学校管理者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为科研人员和广大师生创造条件和解决困难上，使他们的好奇心、原动力得以持续，这就是学校现在大力倡导的“服务创造价值”的理念。
中国科大一直以来就有尊重学术、尊重人才、民主办学的传统，我们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就是要发扬这样的优良传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我们在“变”中的“不变”。
《科学新闻》：中国科大的雏形，是由中科院的院所抽调力量组建的。在新形势下，中国科大如何传承科教融合的理念？这是否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优势？
侯建国：这肯定是很大的优势，也是我们的根基。
中国学生虽然数理化的基础打得牢，但创新能力还不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保持基础宽、厚、实的优势所在，同时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最可依托的就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
我们希望通过科教结合的网络和体系，使得中科院科学家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不断反馈到人才培养的第一线，形成中国乃至全世界独特的科技英才培养体系。如中国科大的英才班教育，就是我们要怎么在“变”中保持“不变”的产物。
我们建立起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科教结合网络，与中科院12个分院和18个研究所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签订相关科技人才培养的协议，已经办了11个所系结合的英才班，共建了17个联合实验室。
我们的科教结合会适时地调整、开辟教育方向。比如，我们和合肥等离子研究所合作设立了核科学技术学院。他们的大科学装置在国际上也是做得最好的之一，又是我们的兄弟单位，我们就一起商量思考了这样的定位：中国的合肥，要成为世界核聚变的科学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中心。
《科学新闻》：科教融合，是否意味着研究型学习的比重会加大？该如何促进研究型学习？
侯建国：是的。我们讲科教融合的理念，同时加强研究型学习，将原来基础课的二学期制改成三学期制，鼓励学生跨系、跨学科选课。还开设各种暑期课程，拓展学生的眼界，允许学生可以三次自由转系，现在已经做到百分之百自主选择专业。
我们希望培养学生掌握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同时压缩、砍掉不必要的、已经落后的专业课。既保持中国科大基础宽厚的特点，也更好地做到专业的“精、新、活”。
同时，中国科大虽然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但是我们也在积极发展独具特色的管理和人文学科，把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合作意识和批判精神作为我校通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
《科学新闻》：学习效果的呈现，部分依赖于评价体系的建设。中国科大是如何丰富学生评价体系的？
侯建国：正是意识到了评价体系的建设对学生学习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所以中国科大近年来对奖学金制度进行了改革，把学生评奖从一个“结果”变成了“过程”。
新修订的奖学金评审办法突出体现了“学术优先、学生参与”的理念，由各学院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授委员会代表和学生工作负责人组成评审组进行评奖，评奖程序与过程更加公开，有更多的学生与老师参与。
最重要的是评奖观念导向的变化。过去，中国科大评最高奖——“郭沫若奖学金”是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评选标准。“郭奖”评审办法改革后，则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鼓励同学们既要努力学习，也要注重全面发展，使“郭奖”获得者在学生中发挥了积极的标杆作用。
《科学新闻》：这是否意味着，在精英教育变成通识教育的大趋势下，中国科大仍然坚持培养尖端科技人才？
侯建国：是的。我们做的英才教育，一是要“保底”，对基本学业课程要严格控制，有一定的淘汰率。同时更是对学风的“保底”，对考试作弊的学生要坚决开除。对优秀的学生则不设“天花板”，尽可能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比方说在中国科大，即便是本科生也能找到挑战自身能力极限的项目、课题、课程。比如量子力学这门课就分成了ABC三档，A是必须达到的，C就是研究生水平了。优秀的本科生在读时就可以学习研究生课程。
《科学新闻》：目前，很多二线城市的高校留人是大难题。中国科大地处合肥，却仍能吸引一大批优秀的教学科研工作者，秘诀是什么？
侯建国：我们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一心一意、千方百计地给教师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倡以学术为本，治学环境好。
怎么给老师宽松的环境？中国科大的教师队伍也定岗定编，也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择优汰劣。但中国科大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按照课时、SCI文章给教师“记工分”。教育产出是精神产品，不能一概按金钱来量化。给大家设立、划定不必要的条条框框，禁锢创新思想。我们3~5年才对教师考核一次。
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我们的深切体会是，薪酬待遇是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高端人才更顾虑的是“水土不服”，无法继续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所以，我们通过建设以人为本的服务环境、构建开放的公共实验平台和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为他们继续开展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在数字图书馆、网络中心、数字校园上等硬件上投入近亿元，加上公共实验中心共投资3亿多元。我们的理念是，与知识传授与人才培养有关的资源，在中国科大校园里要像水和电一样随时都能用。
依靠物质待遇也许只能留人一时，我们从根本上依靠的是人才对中国科大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的内心认同感来留人，这才是长久之计。■（原标题：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变”与“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