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的一个上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医院三层东南角的一间病房里，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临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在与这所学校共历风雨四十余载后，钱临照告别了他一生挚爱的学校和学生。
离世的6个月前，受病痛折磨的钱临照才被家人和学生胡升华送到安徽省立医院。然而当他得知自己的心脏衰竭和肾衰竭已无法好转时，钱临照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回家。
身边的人都知道，钱临照说的“家”指的就是中国科大。
在生命最后一刻，即使实在无法回到自己的居所，也要回到中国科大校医院。工作人员和学校领导几番劝说，都无法改变钱临照的决定。
也许在四十年前钱临照站上中国科大讲台的那一刻，他自己也不曾想到这所学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会成为他一生无法割舍的情怀，无论在北京还是合肥，无论经历辉煌抑或遭受苦难。
1969年底到1970年10月，无论对中国科大还是钱临照来说，都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日子。
这期间，中国科大南迁合肥，经历了建校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科学仪器和科研人员流失过半。
当时的钱临照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追随中国科大来到合肥。当时，随学校南迁的院士只有钱临照和钱志道两位。
谈到钱临照对学校的不离不弃，中国科大现任校长侯建国也是感慨颇深。在向学生作报告时，他常常提起对自己和中国科大同样影响巨大的导师钱临照。对于当时已经成为一级教授，并且年过六十的钱临照来说，留在北京完全可以享有相对优越的生活，但是他却还是坚持选择来到合肥。
可是，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毅然追随中国科大南迁合肥的钱临照得到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接连而至的打击。
到达合肥的第八天，钱临照便下放到淮南谢三煤矿劳动五个月，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那时他已经64岁。而恰在那段时期，钱临照的儿子患上了矽肺，终身受此折磨。钱临照当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然而，这段痛苦的时期在后来却被钱临照一笑置之。
1972年，中国科大复课。钱临照重新走上讲台，以饱满的热情为工农兵大学生授课。当时，他已经66岁高龄。
行为世范
1958年，中国科大建校伊始，钱临照便在这里担任兼职物理学教授，为本科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光学和理论力学等基础课程。谁知讲台上这一站，他就站了一辈子。
出生于江苏无锡鸿声里镇的钱临照，其家族可谓人才济济：国学大师钱穆、力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钱俊瑞等多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该镇钱氏家族的成员。
小时候的钱临照受教于刘天华、钱穆等大师，为其一生的学识与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钱临照前往东北大学任教。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钱临照接受恩师严济慈的挽留，在当时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钱临照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费留英。不想“七七”事变爆发，北平陷落，他来不及犹豫，辗转回到国内，受严济慈之命，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将物理所的仪器迁至昆明。
解放前夕，钱临照有机会举家搬迁至美国，在优越安宁的环境继续研究。但他却选择留在大陆，随物理所搬至北平，开始了新的研究工作。
1958年，中国科大建立后，学校里大师云集。当时国内鼎鼎大名的科学家，如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等纷纷在这个崭新的校园里执掌教鞭、登台授课。
作为一名科学家，钱临照的讲课功夫并不输于职业的教师。据钱临照的学生、后来也在中国科大任教的阮耀钟回忆称，当时钱临照“面对一二百学生讲授大课，声音宏亮，思路清晰，引人入胜。”在一次普通物理课上，为了讲授转动惯量的概念，钱临照亲自坐上旋转凳进行演示，课堂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授课之精彩，源自治学之认真。钱临照最初给学生上课的一个月里，大部分学生反映听不懂。于是，他就用全部休息时间跟教师们一起研究，到学生中征求意见，反复研究高中和大学的物理教材。当他知道这些学生原来没有学过高等数学，而课堂上讲的那些物理运算需要运用高等数学知识才能理解时，他干脆连数学一并讲了，只为让学生能够听懂。
虽然在当时已是国内知名物理学家，但钱临照坚持每次上课前都要试讲，有时还要把备好的课先给他在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教书的女儿讲一遍，征询她的意见。正因为准备充分，他讲起课来往往语言精练、逻辑性强，让学生们感到通俗易懂、易于接受。
1982年，阮耀钟从美国回到中国科大任教，教授普通物理中的热学课。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当时“我几乎把能找到的热学参考书都看了，尤其是重点和难点更下功夫，学钱先生的办法，每次上课前都试讲，甚至不止试讲一次，试讲二、三次。”可见钱临照的人品与治学精神对学生影响之深远。同时，他也为中国科大后来的教学风气树立了标准。
如今，中国科大的院长和系主任都要亲自任课。据中国科大的一位老教授回忆称，这正是钱临照当副校长时定下的规矩。
晚年治校
1978年，72岁的钱临照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再一次将中国科大的责任扛在了肩上。
1985年春，钱临照在接见完一个外国教授代表团后感叹道：“我是中国科大的校长，经常代表中国科大接见外宾，他们都是三四十来岁，是我的孙子辈的教授，我们有十亿人口，却只有两鬓斑白的人才能当教授，为什么不能培养三四十岁的教授呢？”
所以，当中国科大少年班创建来后，钱临照即担任少年班研究小组组长，推动少年班向前发展。此后，更是以年近八旬的高龄亲自挥鞭执教，成为在少年班教授物理学导论的首位主讲。
1994年，88岁高龄的钱临照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孝威共同发起，并联合34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要大力推动中国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建设。
如今，少年班与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已经成为中国科大耀眼的两个标签，成为了全体中国科大人的骄傲。
1998年9月，严济慈的铜像在中国科大西校区落成。当天由于体力不支，钱临照无法参加落成仪式。第二天，钱临照让胡升华准备了一束鲜花，从学校汽车队要了车，去给恩师铜像献花。
献花后，见天色还早，胡升华知道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出校门了，便提议载着钱临照去看看新建的五里墩立交桥，再从三孝口绕一圈看一看合肥市容。胡升华后来回忆称：“这应是钱老最后一次巡视他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城市。”
钱临照曾手书清朝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把它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想来，这也是钱临照一生的写照。
钱临照爱着中国科大，正如中国科大人也爱着钱临照。85岁高龄时，钱临照列席了中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当主持人介绍钱临照时，会场上响起的掌声久久不息，以致站起来致意的钱临照欲坐而不能。
2001年，在钱临照逝世两年后，由他的同事和学生共同整理编辑的《钱临照文集》出版。在书的《序言》中，时任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写道：“钱老数十年来与科大的事业休戚与共……几十年如一日，与科大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中国科大的老师和学生们，为了让钱临照能永远住在“家里”，看到“家里”的发展和变化，2000年春天，在郭沫若广场东侧的绿树林中安放了钱临照的半身塑像，而他的骨灰也被永远地撒在了那个丹桂飘香的地方。他的塑像前，总是摆满了学生敬献的鲜花，也时常会有人站在塑像前低头自语，仿佛是跨越时空在与老先生对话…… （原标题《风雨共度钱临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