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不存在问题，它现在完全在日本政府的控制之中”，安倍晋三在9月7日的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如此保证。不久，日本东京赢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
紧接着，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相善吾在9月1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仍在持续犹如野战医院一样的状态”。9月13日，东电管理层级别的研究员山下和彦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辐射污水泄漏情况“尚未得到控制”。
福岛事件余波难平，核电再次陷入罗生门。乱象横生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分歧和纠葛？
争议声中矛盾难平：各派缠斗，多方对峙
9月15日，民主党籍的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台湾参加反核活动，强调核电最早只是为了研制核武而产生的，核灾惨状不输战争，必须让全球变成零核电世界。
事实上，台湾国民党与民进党围绕核电展开的蓝绿大斗法，就像日本自民党与民主党的对决一样激烈。
斗法事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李登辉当任期间。他曾力保台湾电力公司与美国通用公司的第四核能发电厂项目。2000年，民进党籍的陈水扁“总统”促成 “核四”停建，与国民党主席连战针锋相对。
之后的马英九时代，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采用霸占主席台等手段瘫痪议事，使马英九强力推动的“核四”案屡次流产，王金平却始终不肯动用“警察权”清场。
由于不少台湾人都把“核四”称为“核死”，台电便打出了经济牌，宣称“核电最便宜”。“经济部长”施颜祥今年1月也恐吓说：“若废核，电价将大涨四成。”但根据台湾智库国会政策中心3月12日公布的民调，有71%的人宁愿电价调涨也不要“核四”。
无独有偶。7月12日，广东省江门市近千名群众来到市政府门口，对中核集团龙湾工业园项目表达忧虑。尽管这个60亿美元的项目将缔造东南沿海的第一座核燃料加工厂，并被列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建设工程，但是官方仍果断宣布下马。
在评论这起邻避事件的时候，《经济学人》的记者感叹道：“对于涉核项目来说，这样的让步是史无前例的。”
核电缘何遭遇如此强烈的反对呢？
生产一线的反思：里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进来
“透过玻璃墙，窥见地狱。巨大的炉影，是恶魔的礼物。”
这是加藤登纪子和大口纯一郎推出的歌曲《黑暗之中》，描述了像吉普赛人一样飘泊流浪的核电站工人。
日本的核电站往往在冬季进行检修，以便招募附近的农民或渔民来充当流水一般的临时工。因为电力公司的员工们都知道检修环境中有核辐射，谁也不愿意去冒险工作。这是设施配管一级技师平井宪夫眼中的核能真相，他曾工作于东京电力的多个核电站，后因长期遭受核辐射，罹患癌症并去世。
后来，平井宪夫在《核电员工最后遗言》一书中告诉读者，公司上层的会议桌是远离辐射的，而真正的工作都得靠一线工人去做。“高科技”时代的核电厂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总是乐意雇佣临时工和门外汉来填充“摩登时代”的流水线。专业的焊接工一旦年过三十，他们的眼睛就无法适应石化厂的细腻作业，只好去雇不到人的核电厂。
这样直言不讳的工程师和学者并非只有他一个人。
“随着工作日久，涉入的程度愈深，我越对这样的科技存疑。直到自己进入原子炉维修后，感受暗无天日的辐射空间，体会基层劳动者在未知科技面前的恐惧，我自己在辐射环境工作一个星期后导致白血球指数飙高，使我觉得再也不能为这样的工作奋斗下去，而早早申请退休。”曾任职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原子力事业部的原子炉设计师菊地洋一在2006年访台时坦承自己的心路历程。
今年3月25日和26日，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能源中心前主任、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理事陈谟星教授在facebook上痛批台电的“成本论”是在“说谎”。他反驳道，美国核电厂运转维护费用是燃煤厂的三倍以上，全球没有一个地方的核能运转维护费低于燃煤；并且，天然气发电效率已达60%，如果将台湾天然气发电厂换装高效率燃气机组，几乎不需增加进口量或管线，所增加的发电量就等于一个核四，价钱却只有核四的1/10。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在《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的序中表示，核电站必须持续进行核反应，比原子弹危险得多，潜在的重大事故也远远比火电厂的烟尘排放更可怕。而且它有三个致命问题：首先，图纸上设计出来的“安全”方案总是以技术顶尖的工人为绝对前提；其次，核废料在分分秒秒地产生和堆积起来；更何况，核电厂的关闭停产异常困难、成本极高。
1971年投入商业运行的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原本计划运行10年就要关闭的。结果电力公司发现关闭它是个极大的难题，只好让它继续运行，终于在40年后出事。
日本环境、设备和台湾相近，管理能力有口皆碑，但还是发生意外，这“让不少人开始思考，万一核灾发生在台湾，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的徐光蓉教授问道。
停运与重启：灾难之后的拉锯战
“我们推开了通往宇宙的大门，我们释放出了地狱的火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在《命令与清晨》中记述了她对核事故的感受。
福岛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根导火索，而历史又总是惊人的相似。
茨城县那珂郡东海村在东京东北方约110公里处，住友金属矿山公司下属的日本核燃料处理公司（JCO）进驻其中。住友是日本的四大财阀之一，拥有异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1999年9月30日是日本历法中的“太安日”，本是不折不扣的吉日。上午10时35分，JCO的东海核燃料制备厂发生核临界事故，即达到了核裂变链式反应的临界条件。当时在现场工作两名工人，于事故发生不久后离世。
2000年3月，日本政府吊销了JCO的营业执照。10月，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因渎职罪被逮捕。然而，核能产业是东海村的税收支柱，这里的伤痛注定没能真正消除。
在此之前的1997年3月，东海村的核废料处理厂起火并爆炸。同年8月，东海村的核工厂发现有2000个桶漏出放射性废料。今年5月28日，东海村的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的实验设施泄漏出放射性物质。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噩梦看不见终点。
而东海村只是日本核电开发的一个缩影。在1970年4～5月和2012年5～6月，日本的商业核电站已经有过两次全部停运的经历。2012年7月，日本政府不顾全国的抗议，以预防夏季电力供应不足为由，重启了大饭町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
原子能安全厅防止再发生核事故顾问委员会委员、日本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饭田哲也提醒人们：“即使2013年的夏季气温创历史新高时，日本也没有因电力短缺而停电。”
根据前通商产业省官员、日本核政策研究会召集人岛村武久的说法，日本并不缺电，却囤积了一堆铀和钚。政府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研制核武器，就通过多建核电厂来消费这些烫手的山芋。
今年9月的定期检查是第三次停运。谁也不知道，这次停运将维持多久。
高科技与尘世：离天堂很远，离地狱很近
日本核电产业为何如此强势和繁盛？
菊地洋一认为，关键在于，“核电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体”。
1954年，美国通过的《原子能法》把核能的使用权从军方扩展到私营企业，为地狱之火浇上了利益之油。
如今，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三大跨国核电联盟，包括东芝-西屋（三井财阀与英国核燃料公司旗下的西屋电气）、三菱重工-阿海珐（三菱财阀与法国阿海珐集团）和日立-通用（富士财阀与美国通用公司），并且这些“核能三巨头”的背后都有日本老牌巨型财阀的影子。
平井宪夫把日本的核能产业分为五个层次：原子力检查协会、电力公司、原子炉制造商、工程承包商、普通的建筑工程公司。其中，科技部门的监督官员害怕遭到辐射曝晒，因此总派些经济产业省的退休官员或农业部的外行去检查现场。而在顶端的大公司们只管坐收利润，垫资生产的承包商或包工头常常隐瞒问题，质疑设计图纸的工程师则会被排挤出核电行业或招致人身报复。由此，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实现了资本卷入和风险转移这两大功能。
今年9月15日，在核电的诱惑面前，英国自由民主党的立场也终于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该党从1988年成立以来的过去25年里，曾始终采取反核的政策，在三大主要政党中素以绿色形象示人。
绿色和平的首席科学家Doug Parr博士愤怒地谴责说，自由民主党“现在似乎准备要把核废料与资金问题硬塞给后代，却不去同既得利益集团作较量，也没有促使我们用清洁、安全的方式对付气候危机。”
现在，英国的三大党派在核电问题上正式获得了难能可贵的高度一致，背后的大型核电运营商则成为最大赢家。
英格兰和威尔士绿党主席Natalie Bennett在《卫报》上撰文指出，德国承诺在2022年之前逐步淘汰核能，美国不允许谈论新核电站的建设预算问题，法国将在2025年之前关闭24个反应堆，曾拥有最先进技术的日本也在痛定思痛，而与日本同样为岛国的英国却跟其他发达国家的态度截然相反。她认为，安全隐患、废料处置、高昂成本和漫长工期的四大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杞宋无征的能源政策和游说势力的金钱收买才是自由民主党在福岛阴影未散的时候依然一意孤行的两个重要原因。
《科学美国人》的记者Paul Brown透露，运行反应堆每天能产生大量的利润，而关闭一座核电站则至少需要20亿英镑。 在这样的选择面前，EDF和英国三大党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的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也会谋求利益最大化，也会与资本和市场结合，但它身上却一直笼罩着别的利益共同体所没有的光环。”江晓原在文章中强调。 （原标题《白热化的核电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