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据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发布的《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2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投入强度（R&D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再创历史新高。其中，2012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5600.1亿元，比上年增加803.1亿元，增长16.7%；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5%，高于上年4.39%的水平。（《人民日报》9月27日）
有关专家就此指出，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三，我国科技投入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在笔者看来，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保障，增加投入固然可以体现国家重视科学研究，但如何从科技投入大国变为科技创新大国才是关键。如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不重视科研体制改革，投入很可能加剧科研行政化，不利于提高科研创新能力。
也许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看法，并拿出一系列数据来说明科研投入，提高了我国的科研创新能力。比如，日前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十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科技论文114.3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比上年度统计时增加了11.8%。其中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用论文9524篇，比上年度统计时增加20.3％，排在世界第4位。此前，就曾有有关部门的领导，拿论文数量评价我国的科研实力。
但论文，甚至论文的引用率，都无法代表一个国家真实的科研创新能力。因为我国的论文数量是大中小学、科研机构甚至企业，对职工晋升职称、考核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为了晋升、考核通过，大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炮制论文，整个社会存在严重的“论文情结”。至于引用率，这是近年来学术评价中比较看重的指标——此前我国论文的引用率极低，很多论文是“零引用”，被称为垃圾论文——但再追问引用率从何而来，就很难高兴得起来：一些机构、学者为提高引用率，鼓励同事间互引，还发动国际同行帮忙引用。一句话，在我国，没有搞不定的数字指标。
这就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学术研究急功近利。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总体而言，我国学术资源的配置，行政部门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由行政部门（或者有很强行政色彩的机构）设立课题（项目），接受学者的申请，这也是目前学术资源配置的主要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中，学术管理变为行政管理，学术评价被行政评价全面替代，于是出现课题申报、成果评定的“跑要”、公关现象，不论是学术机构，还是研究者，都“重立项、轻研究”，花很多时间搞课题，课题到手就意味着资源到手、荣誉到手，却不重视具体的研究，所谓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是包装、炮制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投入的增多，很有可能意味着科研行政化加剧。政府部门手中掌握着大笔经费，各机构、学者要获得经费，就必须听从于行政部门，如此一来，学术研究的权力寻租空间增大，而权力和利益相互纠缠，必然败坏学术风气。近年来，学术腐败、学术不端事件高发。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就曾针对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系统腐败案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被查等事件回应称，在这一领域出了这么多事情，肯定与制度有关系，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如此推算，全国万亿科研经费，就用6000亿用于开会、出差，而国家财政投入的5000多亿，也有3000多亿没有真正用到科研之中，这样的科研投入体系不是投入越多，挥霍越大吗？
我不是反对增加科研投入，而是希望每一笔科研投入都用到学术研究的刀刃上。这就需要改革我国的科研管理体制，推进科研去行政化。具体而言，必须建立学术共同体，实行基于学术本位的管理和评价。在科研发展规划中，变政府主导创新为企业、市场推动创新；在科研立项时，应让科研基金具有独立性，不受行政支配，把项目给有能力进行研究的学者，而不是看申请者的名头、身份（是否校长、是否院士、是否有显赫的学术头衔者？国内有些重大课题，甚至不进行评审，就内定给某位“学术大腕”）；取消学术课题提成，实行年薪制，堵住科研经费黑洞，遏制把申请课题变为致富之路；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公开经费信息；对学术研究的成果实行学术评价，重视成果的原创价值，不以论文、专利的多少论英雄，而关注真实的学术价值——我国每年取得的科研成果，有超90%束之高阁，每年诞生的专利真能转化的不到10%。
总之，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必须增加科研投入与改革科研体制两手抓，事实上，增加科研投入，正是启动科研体制改革的契机，如果忽视科研体制改革，科研投入极有可能会成为“唐僧肉”，那将不是科技、学术界之幸。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报》 (2013-10-10 第7版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