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市，毕业于浙江大学，为中国知名物理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曾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三卷本、1979年）。
新京报漫画/师春雷
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许先生！
1920年5月3日许先生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下的张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在辗转流徙中完成学业。他在专业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历尽艰辛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1946年如愿以偿。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杭州的学运。上世纪50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1956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未料1957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
从1962年起，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影响了几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从事科学史研究，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1980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从那时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民主、科学、人权。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他与妻子、历史学家王来棣先生合作，研究、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而先生已撒手而去。
比许先生的研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思想和人格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是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他多次说，竺可桢校长为他母校浙江大学定下的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在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校园前后学习、工作、生活十一年，深受“求是”学风的熏陶，奠定了严谨、踏实、敢言的人生底色。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专业工作，而且要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徐先生不仅是爱因斯坦精神的传播者，更是践行者。他念兹在兹的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民族鼓与呼，秉承的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他却多次淡然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明代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就是他家乡台州人，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称之为“台州式的硬气”和“迂”。许先生一生有三十多年在台州度过，台州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以台州人的“硬骨头”而骄傲。
在他身上还体现了深刻的反省精神，他自称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起初即使成了“右派”，他还真诚地相信过亩产十几万斤的神话，甚至认为“文革”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目睹后才开始醒悟。从那时起，他不断自我反省，批评曾经的错误，最后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盲从与迷信，回到民主与科学，回到启蒙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启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但他并不因此沮丧，始终怀抱乐观的心态。所以，他对丑恶现象的评判从来毫不留情、犀利无比，却始终目光平静，他经常对人说，要有平常心，做平常人。
许先生留下的这些遗产如磐石般安定在地，他的离开决不是他精神生命的结束，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傅国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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