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针对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哈佛大学125名学生涉嫌作弊事件，不久前，哈佛大学公布调查消息；而哈佛所公布的这一信息，与其说让国人感觉震惊，不如说是感觉到“吾道不孤”更准确。据《中国青年报》的后续报道，哈佛这门课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学生作弊，是因为“课程难度遭质疑”。有选修此课的学生认为：“期末考试绝对荒谬，完全与课程涉及教材不符。”（《中国青年报》2012年9月10日）由于哈佛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并未公布具体的信息，我们无法了解作弊学生的来源，但上面的这些话，让人太过耳熟，以致有哈佛是否已经变得中国化的疑惑。
先说“课程难度”。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90年代初为止，国内大学基本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相应的课程，也基本以“提高”为原则。可是，到90年代初，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出现后，大众化的教育渐成气候，它与精英式教育的矛盾立即凸显出来。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同专业、同样难度的试卷，拿给90年代初进校的学生考试，不及格率会大大提高，有的班级更可达到50%。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大学对学生学术和专业水准要求会相应地降低是客观事实。但国内大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是努力延缓或适度调校这个进程的速度和标准，而是推波助澜，简单化地加速这个进程。一般来看，学校最初是考虑“影响不好”，随后是考虑“生源”，现在则要综合考虑诸如就业率、出国等因素，而最棘手的是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在行政主导之下，大部分教师只好以满腔的热情和崇高的责任感来照顾学生：将成绩提高，把难度降低，以适应大学重虚名、轻实绩，重形式、轻能力的趋势。
其实，以往大学教学内容的“难度”大多体现在技术或知识之上，学生获得深入、系统和扎实的知识和技术的代价是视野的局限、眼光的短浅和思想的幼稚化。因此，教学内容难度的降低，必须辅之以思维的培养、视野的拓展和人生的启迪，才可能减少大学教学整体转型的负面影响。但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却很少有人去反省和思考平稳过渡，既保留以往大学教学系统扎实的优良传统，又适应大众化和国际化要求的方式、方法。结果，课程的难度一降再降，甚至一降到底，却仍然无法满足大众化后学生的要求——作弊不见减少，反而有增多的趋势。
再来看考试“与课程涉及教材”相符的问题。哈佛学生抱怨期末考试与教材不相符，似乎从反面给了我们大学教务管理部门以巨大的信心。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课程要求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
“三个统一”式的中学应试教育的那一套是面向高考的，它们还存在着时代的合理性。大学教学实行“三个统一”后，教师的教学活动就必须严格围绕教材进行，这等于将自我投入到所谓“教材权威”的怀抱，因此，“照本宣科”不再是教学无能的表现，“照PPT宣科”更有现代化的伪装，其合理性得到了政策的庇护。但对大学教师来说，教学一旦失去了智力的挑战，失去了个性和主动性，就只能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工作程序，毫无热情可言。
课程内容的单调，教师讲课热情的缺乏以及教师与学生对于教材的依赖，也让越来越多的学生丢掉了上课记笔记的习惯，学校图书馆里越来越多的学术性的课外书、专业参考书和相关的可以丰富知识和拓展思维的名著成了摆设，越来越多的学生沉浸在课内的那点与考试相关的“重点”，这自然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视野。而无论是划“重点”，还是以教材上的结论为标准答案，都为学生作弊提供了方便。
从作弊的起因，我们也可以看出哈佛大学与国内大学的差别。哈佛是强调视野的宽广，只是因为教师对学生的视野要求太过宽广，超出了学生的承受力，引起了学生的作弊和吐槽。而国内大学却在热衷于标准和统一，以牺牲教师的个性、权利以及学生和教师的教学与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来保持相对稳定的教学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大学在大众化后，既没有走出以往教学中过分重视技术、知识的阴影，又没有适应大众化对学生眼光、视野和综合能力的要求。至于“与国际接轨”，那当然仍是没有内容、精神和思想底蕴的口号了。
《中国科学报》 (2012-09-26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