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治立
“两种文化”的概念目前有多个含义。它通常是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或者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这里所讲的两种文化是指另一个特定的范畴：一种是以自然科学形态为代表的科学文化，另一种是以人文学科形态为代表的人文文化。对于这个问题，这里着重讨论以下几个方面。
两种文化论的提出与论战
一般认为两种文化论出现于20世纪中期，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在剑桥大学的里德演讲中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问题，而且他认为这种分裂对于社会发展是非常有害的，若放任之，势必会危害到人类整体的文明进程。
这种显著的文化分裂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后。二战后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活动方式、研究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形象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极大的区别。他们彼此之间在学术上互不来往甚至有互相看不起的情绪存在。
到了1996年，一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大论战终于爆发了。这实际上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酝酿逐渐地升温起来的。伴随二战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反现代化、反资本主义、反科学技术在和平年代无限扩张和应用等等一系列的运动，就逐步形成了反科学的思潮。
同时，自然科学家也在坚决地作出回击。1987年《自然》杂志就发表《科学在哪里出错了》等文章，直接批评科学哲学学者费耶阿本德等否定科学真理性和实在性的论点。到了1996年，以索卡尔发表诈文为导火索，大论战就此爆发。
当年，美国著名左派文化批评先锋刊物《社会文本》准备推出一份“科学大论战”的专刊，试图对“科学卫士”予以还击。纽约大学物理系数理教授艾伦·索卡尔在专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的诈文。同时，索卡尔又在另一家刊物《大众语言》上发表谈话《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表示前篇文章不过是一篇模仿嘲弄后现代派的游戏文章，其中论断大部分既无逻辑前提，又无经验根据或概念论证，不过是一派胡言。他的用意就是以此来表明那些社会科学家是多么的浅陋无知。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或“索卡尔诈文”。
“索卡尔事件”引起了两种文化论学者双方的大争论，直接引发了所谓“科学大战”，一直持续到20 世纪90 年代末甚至是本世纪初。在论战中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在科学、哲学、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争论的核心就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科学；科学的本质究竟是否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
两种文化的历史演变
实际上，科学文化偏离人文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文艺复兴之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还没有诞生，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基本上浑然一体，它们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对立。在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期间，很多大科学家自身都带有很强烈的人文色彩。比如达芬奇，他既是机械家又是画家、人文学者；再比如伽利略、培根、牛顿等，也都是集科学与人文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在这些时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在18、19世纪以后，经历了科学的第二次革命以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赫，这才逐渐偏离了人文文化。人文科学主要探究的是人文价值关怀问题，而自然科学侧重对自然界局部、具体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探索。从20世纪初以后，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小科学演变成为大科学。在当今社会，大科学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大，成为了国际社会文化的主流，人文文化的光辉相对被遮掩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就引发了人文学者巨大的失落和不满，进而一种对科技批判的声音就在不断地增强，直到发展为一种极端的势头就是反科学现象。
对于科学的批判来自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人文主义者的哲学批判。早期的代表人物就是卢梭，他最先举起了反科学的大旗，还写过一篇论文专门阐述由于现代科学才导致了社会退化、道德沦丧等问题产生的观点。在20世纪以后，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埃吕尔等表示现代的科学与技术给人的精神造成异化，让人逐渐丧失自我。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认为现代科技是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现代问题以及人类的异化、精神的异化、社会的异化的总根源，甚至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形成了一种政治的异化。
第三，对科技的生态批判。典型的代表有美国的海洋生态学家雷切尔·卡逊。她发现大量农药、化肥、杀虫剂的使用导致了海岸线周围大批鱼类的死亡。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就叙写了当人类毫无忌惮地运用现代科技以后，造成的生态恶化和环境危机使本该充满生机的春天变得荒芜和寂寥。“在这样的境况下人类还能长久吗？”她发出了这样的叩问。
第四，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批判。从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都在不断地批判现在的科学技术。比如早期后现代主义一个比较极端的观点是，他们认为在启蒙运动以来几百年的时间里，最为强势的知识就是自然科学知识，它对人类精神上的禁锢是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总根源，要解救人类文明就必须彻底地批判和否定现代科学技术。
第五，直接的反科学。这种反科学就是对科学的否定性态度和评价，直接极端地批判科学。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从西方到中国都有一些学者是持这种观点的，他们反理性，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提倡回避崇高，享乐当时。这种人文价值取向是相当消极的。
对两种文化精神及其融合的思考
综合国内学者的探讨，我们对于两种文化问题应当形成这样的认识：
第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经过历史演变后，逐渐形成的两类不同形态的文化，它们各有各的特点、优势与不足。这种区别是现实存在的，科学文化主要关注对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活动等等；而人文文化则侧重对人生存目标、意义的终极关怀。
第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两种文化的极端形态，而不是这两种文化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说这两种极端主义不能反映出这两种文化的根本精神。
第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即两种文化的精神，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体现人的根本价值，实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精神——广义人文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第四，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在今天的很多传媒中间，甚至是在政府的大政方针里，我们都会看到两种文化结合。比如：对一级学科的压缩，从一百多个一级学科逐渐压缩到今天的八十多个。强调避免文化的分裂，促进学科的协调发展。这也就是认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中统一的人文精神，趋向两种文化的交融。
第五，两种文化互动具有复杂性。从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演变过程实际是一种分离—融合—涌现的过程。这种循环规律不是我们主观能够完全把握的，它也并不会完全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发展。当然，现在的融合趋势是越来越强的，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些新型文化的不断出现，在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上整合了传统意义上的两种文化。这就是文化形态的涌现。
总之，两种文化的较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因素过程，它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文化统一另一种文化。但是我相信一种新型文化的涌现必然能够推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08-27 B3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