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洪欣：医学博士，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院首席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代表性传承人。
记者：中医药话题总是不断，诋毁者有之，力挺者有之，互联网上更是聚集着一大批“中医粉”、“中医黑”，论战不休。您怎样看待中医药的争论？为什么中医眷顾了我们几千年，还有人认为中医“贻害社会”？
曹洪欣：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有关中医的争论。中医是不是有效的医疗手段？咱们不妨拿出来“晒一晒”。
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医是基于对人的观察、实践与研究，形成以人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和以天人相应、形神统一、五脏相关为核心的系统、整体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医讲和谐，西医讲对抗。比如说对待肿瘤的态度，西医是切除肿瘤，靶向治疗；而中医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调动肌体自身抗病能力控制肿瘤发展，达到“带瘤生存”的状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许多病例证明，中医的这种治疗理念不仅行之有效，而且相比西医治疗更能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不能站在西医的立场上否定中医，也不能完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中医。
我治疗过一位53岁的日本男性患者，确诊为小细胞肺癌后，觉得生存时间不会太长，来中国求中医诊疗。我按中医益气养阴化痰解毒的方法，扶正祛邪，用中药汤剂辨证治疗两月余，病人症状基本消失，回国后每三至六个月来中国诊治调方一次，一年后，改成中药丸剂，五年后停服中药。2011年5月病人因患肝硬化腹水来中国治疗，又服汤药半年余，病情明显好转。病人风趣地说，如果不是中医治疗，早两次就见阎王爷了。
中医最擅长的，一是养生，二是对慢性病的治疗，三是对疑难性疾病及突发性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更是有独到之处。比如2003年非典，我们根据高热、乏力的症状，在病因还未查明的情况下，用中药直接进行干预，为最终攻克非典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安全有效。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医不但没有“贻害社会”，反而是造福人类！
西方过去把中医称为“补充替代医学”，现在又称为“整体医学”。新世纪以来，日本规定所有医学院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医，否定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取消中医的做法。如今欧美世界一流的医学科研院所以及世界著名制药企业，都有中医药研究所，说明中医的理念和实践不仅没有落后，而且还引领着医学的发展方向。
是否科学：科学性体现在宏观和微观的整体把握上
记者：“倒中医派”频繁发表“中医不科学”的看法，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
曹洪欣：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中医学恰恰就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科学理论。
中医是根据人体健康状况和生命信息把握疾病动态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收集人体外在信息，通过综合、分析、判断人体的整体状态（辨证），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论治）。这种方法，别具一格，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了中国人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的整体观和辩证法。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医强调整体性，但与西医相比缺乏精确分析，这种说法对吗？
曹洪欣：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确实是中医学理论的两个基本特点，但其实中医辨证论治包括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宏观辨证是基于对疾病的整体认识，而微观辨证则是分析疾病现代检测指标的变化。我曾治疗过一位55岁的男性冠心病患者，病人因无明显心绞痛症状，不愿做手术，而选择中医治疗。我们采取宏观和微观辨证相结合的办法，用温阳益心活血化痰法，用中药汤剂加减治疗八月余，病人不仅身体状态好转，复查时已消除了发生心脏事件的危险因素，停服中药两年余，实验室检查均正常。
并不玄乎：中医“辨证论治”非常严谨
记者：中医的“辨证论治”，听起来挺玄，这是不是容易导致人们对中医的不理解？中医的核心理论是什么？
曹洪欣：辨证论治既不神秘，也不玄乎，而是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状态某一阶段的总体把握。比如，同样是“上火”，有的表现为口腔溃疡，有的表现为面部痤疮，也有的表现为失眠多梦等等，中医根据不同症状，包括舌象、脉象，进行分析判断，对不同脏腑或经络的火，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这说明中医很科学很严谨。
中医的核心理论，就是人和自然要和谐，人自身要处于一个平衡平稳的状态，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天人相应、阴阳平衡、脏腑协调、形神统一。
记者：中医理论发展的迟滞是明显的，这使中医的说理似乎停留在古代哲学层面，其笼统性、模糊性明显与现代社会不适应。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中医应如何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曹洪欣：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到《伤寒杂病论》创定辨证论治体系，是发展；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到《温病条辨》、《瘟疫论》等对温病的深刻认识是发展；从巢源方、孙思邈到“金元四大家”是发展；从重医理轻解剖到王清任大胆挑战前人理论，并进行纠正，是发展；从《衷中参西录》到中西医结合的各项成绩，是发展。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第一发明单位、屠呦呦作为第一发明人的青蒿素研究项目的重大进展，是中医对世界人民健康的贡献。这些贡献已经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中医在今天确实应该丰富完善理论体系，但必须坚持中医主体，遵循中医自身规律。
优势何在：养生、治未病、治慢性病是中医的优势
记者：各种中医养生类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反映出人们对中医的一种情结。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中医药只能在预防疾病上有所作为，也就是常说的“不治已病治未病”。您如何看？
曹洪欣：养生确实是中医药防病的优势领域。中医养生讲究“择时养生”、“因人养生”、“因地养生”，是中华民族维护健康的智慧结晶。
早在《黄帝内经》中，我们的先辈就提出了“上工治未病”的理念。“治未病”的中医预防学思想，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愈后防复三方面内涵。
中医学对于慢性病有着系统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丰富、完整的“理、法、方、药”防治方法以及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药物与非药物治疗手段。这些手段疗效可靠，毒副作用小，注重人体功能的整体调节，激发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特别是能够发挥整体调节、综合干预、个体化诊疗的优势。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七五”计划期间，国家就启动了中医药防治慢性病研究，冠心病、脑中风、肾病、糖尿病、肿瘤等都已进入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中医防治研究”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实施的“仲景工程”，对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肿瘤、肛肠疾病、血液病、糖尿病、艾滋病、骨伤科疾病、眼科疾病等106个项目开展中医临床研究，其中慢性病治疗项目超过75%。
记者：屡有所谓中医诊所或养生机构骗人的事件曝光，败坏了中医的声誉。面对需求旺盛而又良莠不齐的中医机构，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管理和引导思路？现在的管理体制存在什么不足？
曹洪欣：我认为不应该把非中医，或以中医名誉行骗的事件归咎于中医。养生，可分为中医养生、道家养生、佛家养生等多种类别，而有的人仅凭一种说法、一个病例或一个秘方，就打着中医的幌子骗人，不明真相者，又把这些极不负责任的非中医、伪科学甚至骗术归罪于中医，就更加不负责任了。
我曾在全国两会上与多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普及亟须专业化的提案》，提出中医养生市场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一定要把好宣讲人的“资质关”，杜绝非中医人员“宣传”中医的现象。目前，中医养生保健体系尚不完善，尚未形成科学的准入标准，养生保健机构多头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效的专业管理体制和机制正在探索实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把构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列入“十二五规划”重点工作。
中西结合：应该达到优势互补
记者：多年来我国把“中西医结合”作为实现中医复兴发展的途径，结果似乎是中医越来越萎缩。中西医结合的路走得通吗？中西医应该怎么结合？
曹洪欣：中西医结合存在着诸多困难，一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二是医哲交融的歧义性，三是中西医缺乏对应性语言，难以沟通，四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但是，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也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
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就有许多，如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诊断、治疗模式和方法的创立；针刺原理推动神经生物学、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药发明以及西医医院大量应用中成药等等。
中西医结合应该是从方法、技术的综合运用，到理论与实践的优势互补，再到理论与技术的逐步融合，这需要漫长的研究与实践探索过程。
人民共享：纳入医保是国家战略
记者：有些省市已经开始尝试加大对中医的支持力度，把中医治疗项目更多地纳入医保。您认为在医疗体制改革中，中医药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曹洪欣：在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作用是国家战略，现在已经有了可喜成果。一是正在大力推进县医院中医科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启动“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工程”，按国家规划，“十二五”末，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设立中医科、中药房，7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65%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安的特点。二是发扬中医“治未病”优势，构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进课堂、进家庭、进社区，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三是中医药从中药饮片到部分中成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为中医药发挥作用提供有力支撑。四是完善相关政策，促进中医药在突发性传染性疾病、慢性病及疑难病治疗中发挥作用。
同时，国家正在16个省建立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开展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临床研究，为提高中医防病治病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中医药立法，中医药立法真的是迫在眉睫吗？中医药立法的关键点在哪里？
曹洪欣：关于中医药立法，几届政协委员都有提案，应该说不但迫在眉睫，而且对中医药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发展促进法目前已进入广泛征求意见阶段，列入今年全国人大立法重点。中医药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业，我们国家的法律当然要对它进行保护。要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包括它的药材资源、经费投入、队伍建设等等，都有相应的政策支撑。中医药发展要靠法律保护，无论是中医院的办医模式、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人才培养，还是中药研发、文化建设、管理体制、知识产权保护与民族医药发展等，都应当是中医药立法的内容。
产业发展：加快中药国际化步伐
记者：我国中药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上并不顺利，相反一些非中医发源地的亚洲国家倒是发展迅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怎样做才能让中医药更好地“走出去”？
曹洪欣：我刚查过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的数据，看后令人担忧：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医药产业仅占全球的7%，天然药物仅占世界天然药物市场的3%-5%，中药出口额不足国际中草药市场的10%，可以看出我国整个中药产业的发展水平并不高。
我认为，文化差异与中药安全性研究是制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以下因素也不容忽视：一是自主知识产权保护薄弱。如我国的六神丸被日本注册为“救心丹”，年销售额超1亿美元，被韩国注册的“牛黄清心丸”年产值也近亿美元，而日本小柴胡汤的销量，就能抵上中国所有中药的出口额。二是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虽然中医药研究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但很难与日本、韩国、美国相比。美国的研发金额占上市新药总销售额的15%，我国的研发金额还不足5%。三是缺乏领军的中药龙头企业。我国中药企业总体上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仿改制品种多，难以形成“高技术”、“高投入”、“高回报”的核心竞争力。四是缺乏符合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疗效评判标准和评估体系。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评价中医药疗效标准，还是借鉴西医的评价体系，难以体现中医药的特点和优势。
与西药比较，中药的安全性是可靠的。中药是经过千百年来反复临床观察证实的疗效确切的医疗保健手段，经得起实践检验。二十年多年来，我给病人开方300多万剂汤药，包括作用强、有毒性的中药，没有出现过任何副作用与不良反应。所谓中药不良反应，往往由于使用不当所致，如因长时间服用龙胆泻肝丸引起肾衰竭的“关木通事件”，究其原因是没有在医师的正确指导下服药所致。不可否认，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新药审批研究等规则上更能与国际接轨，其相应的新药临床上市研究（包括不良反应）更加规范，所以经过他们“包装”后的中成药更容易被国际上所接受。
记者：当前全世界对中医药的认知和了解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曹洪欣：有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有162个国家有中医药及其相关产品，使用中医药或天然药物的人群超过40多亿，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国外中医医疗机构有10万多家，国际市场对中药产品的需求日趋加大。
我切实感到了中医的国际认可度日益提高。我们从2006年开始与奥地利有关大学开展11项“中医药与老年相关疾病”研究，得到奥方资助，经过5年多的合作，中医药的疗效得到高度认可和赞扬。我们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合作开展的中医药治疗肿瘤研究，也取得可喜进展。此外，我们与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开展了全面实质性合作，范围包括中医医疗、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中药研发等领域。目前，我国与70多个国家签署了近百项政府间中医药合作协议。不久前，在南昌举行的“太湖文化论坛”上，国际医学专家们对中医药发展的热烈讨论，再一次印证了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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