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是工业革命以来近现代社会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和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正是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了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科学、技术、工业、经济的发展。

 

现代西方社会不仅经济领域的分工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很高，在社会管理、科研等所有领域的分工程度和专业化程度都很高。以肩负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使命的高校来讲，同样有着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以美国高校为例，学校管理者，如校长这一层级，即专事管理，为学校的发展服务。美国的大学校长大致有这样几个来源：一种有点类似职业经理人，专职从事大学管理，如现在的密歇根大学校长；另一种是教授出身，但有志于做管理，如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还有一种是学者出身的退任官员，如上一任被迫辞职的哈佛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即便是学院的院长一级，也主要是做管理工作，暂且得把自己的科研工作放一边。因此，美国大学的院长大致有这么几个来源：一是教授出身，大多是五十多岁以上的老教授，著作等身不想做科研了，改做管理；二是其他管理岗位出身的，如有一定政策研究水平的官员等，这类人大多在人文社科院系；还有一种是大家轮流坐庄，每人几年，为大家服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是考虑到公平，做了管理者，手上即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如果自己还做科研，难免瓜田李下，授人以柄，有假公济私之嫌；二是既然做了管理，那就得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把本职工作搞好，如果还做自己的科研，显然不是全职管理者，就是不称职了。

 

既然如此，那美国的科研由谁来做呢，主力是谁呢？主要是那些实验室主任和中心主任们。这些人权力很大，人财物都管，只要能作出成绩，学校是不干涉的，其地位也很高。美国高校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用中国话来讲，就是由这些主任来专政，因为一个个科研成果都是从这些实验室或中心产生的。校长也好、院长也好，就是为这些人服务的。当然，校长不做科研，收入还是很高的。以密歇根大学为例，校长一年的收入加起来是76万美元，而教授们，医学院除外，其他的也就十几二十多万美元。

 

反观中国，这些年来，高校行政化和科研兼业户越来越多。学而优则官，大凡在科研上作出了一点成绩，则必然给他加上个官帽，以示肯定和奖励。一个个本来很有前景和科研能力的学者，在三四十岁的大好时光，被套上官帽，忙于行政事务。但这些人又不可能完全放下科研，因为做官是一时的，做科研的生命周期更长，导致其两头被耽误，既不能全力做好管理工作，又无法安心做好科研。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做了官以后，往往自己的学科发展了，因为仍然兼着一些实验室的主任，尽管很少有时间去做实验，甚至可能连看文献的时间都没有，但可以通过权力将经费等资源向自己的实验室倾斜，再通过这些资源找来好的老师和学生，最后虽然成果已不是自己做的，但仍然是通讯作者。因此，近些年的院士，大都是大学副校长或研究所所长以上的领导，这些人能有多少时间做科研可想而知，但他们有的是各种资源。甚至有些大学出来的做了行政领导如市长、副省长，还兼着学校某一学科的负责人或挂名实验室主任。所以，现在国内名校的校长差不多一律是院士（本校没有也要想法从别处请一个来，今年清华大学校长的选择算是有了点新气象），院长是“杰青”或“长江”学者等，甚至连科技处长都要求是博导，还带着学生，也承担课题。

 

这种社会分工越来越不明晰，专业化越来越倒退的现象愈演愈烈，严重制约了我国高校的发展和科研能力提升，而且败坏了高校科研风气和文化环境发展。清华建校史上两个贡献最大的校长梅贻琦和蒋南翔，都不是教授，而是大学管理者。南开的张伯苓和南京大学的匡亚明也是专职的管理者。

 

鉴于此，为提高高校的科研能力，建立一个良好的创新体制机制，有必要进一步促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作以下改革：

 

一、对目前科研与管理兼业或不分的现状进行改革和调整。国家应明确规定，大学校长在任期内不得从事科研工作，专事管理，如果不愿离开科研工作，则不能做校长。这一举措，在一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但只要坚持一段时间，效果即会显现。实际上，现在能坐上校长之位的，也大多过了五十岁，也已过了科研的黄金时期，一般很难再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之所以还不愿意放弃科研，纯属利益使然，是利用权力驱使别人为自己干活。当然，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上，也要充分考虑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工资待遇等问题上，不使管理者吃亏。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人财物等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在学院院长一级的选择上，可考虑其仍能兼顾科研，但对其的考核一定是以学院的总体发展为准，而非其本人的科研成绩。如果本人科研成果突出，而学院整体水平下降，则视为工作失职而予以解职。至于其他管理岗位，如科技处长等，则一定是全职管理者，而非兼业者。当然，如果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与工作相关的政策、战略研究，则不在此列，关键是要限制申请和承担有关科研课题。

 

二、明确禁止高校等管理工作者申报和承担国家有关科研项目。鉴于高校校长和科研院所院所长、企业经理人等，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管理事务上，没有精力和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即便申报了科研课题也只是挂名，由助手或其他人来做。国家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应明确禁止上述人等申报和承担，而把机会让给那些以科研为主业，把科技研发放在第一位的同志，让他们可以获得国家的资源，挑大梁，当主角，从而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和公平公正。

 

三、建立、健全分工明确、人尽其才的激励机制。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劳动分工是明确的。当时采取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些校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干部，有些校长虽然是科学家或学者，但掌握主要行政权力的是党委书记，而党委书记是全职管理工作者；除了教务长一般由学者出任外，一般处长或系书记们也大多由留校的又红又专的毕业生出任。这些人的职责主要就是管理，为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服务。大家分工相对明确，相安无事，各司其职。“文革”后，科研工作者吃香，职称吃香，加之“文革”期间，党务工作者抓阶级斗争又伤害了一些人，使得管理和行政工作者不甘于仅做管理工作，觉得没有地位，没有后劲，而且在我们目前的工资制度下，收入也严重偏低，以至于出现了政工人员也评职称的现象。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体系，从而调动科研、管理各类人员的积极性。

 

（作者系科技部社发司资环处处长）

 

《中国科学报》 (2012-08-06 B3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