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俊庭摄
■史俊庭
“虽然这里有整整六棚的蝴蝶兰，但没有一株是我培育的品种。”
日前，在郑州市黄河滩地，《中国科学报》记者跟随郑州师范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崔波参观他的蝴蝶兰繁育基地。指着面前的六个塑料大棚，崔波对记者如是说。
来到崔波的实验室，看着眼前一瓶瓶的蝴蝶兰培育株，崔波依旧笑着对记者说：“我自己的新品种有五六个，但你在这里也是看不到的。”
蝴蝶兰行业的潜规则
崔波从事蝴蝶兰研究多年，在蝴蝶兰的分子育种和组织培养方面颇有建树。
然而让外行人吃惊的是，就是这样一位专家学者，也不敢轻易将自己的新品种拿出来。
“时机不成熟，我的新品种是不会出现在市场上的。”崔波说，“只要一在市场上出现，两年内必定会被别人大量繁育。”
崔波戏称这是行业的潜规则。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我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蝴蝶兰新品种，都是被这种潜规则“潜”来的。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孟月娥指出，一些兰花商私下从境外拿来一些瓶苗，卖给大陆兰花商。大陆兰花商拿着这些买来的瓶苗，迅速进行大量组培快繁。
就这样，一个新品种轻而易举地以低廉的成本被传播，而育种人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利益。
容易被复制的美丽
蝴蝶兰是一种热带气生兰，素有“兰花皇后”之美称。其因商品化大规模栽培十分成功，所以在国际花卉市场上特别受欢迎。
崔波介绍说，蝴蝶兰的新品种选育主要采用有性杂交来实现，但是当种子长出新芽后，就可以采用组培快繁来实现大规模种植。
和玉米、小麦等有性繁殖不同的是，蝴蝶兰的规模化生产采用的是无性繁殖。“只要有一个种苗，就可以几何级繁育蝴蝶兰，不需要育种人提供种子。”崔波告诉记者。
据悉，蝴蝶兰的育种过程十分艰辛，一个新品种从人工授粉开始到量产，顺利的话也需要7～8年时间。
然而，崔波告诉记者，一个进入市场的新品种，从单一植株到大量上市，只需要两年的时间。
“我的新品种上市就要充分利用这两年的时间。”崔波说，“我们在郑州师院建设的实验室、组培室和在黄河滩基地建设的六个大棚，是目前河南做组培苗最大的基地，我利用它把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大量组培快繁，迅速占领市场。两年后，这个品种肯定会被别人大量组培快繁。到那个时候，我就放弃这个品种，然后寻找新的时机，推出下一个新品种。”
崔波告诉记者，台湾地区的育种人也是这样做的。“法律维权的成本太高了，只能自己给自己维权，通过技术手段和一些策略保护自己。”
“很多人，穷其一生培育新品种。但是，只要有一个芽传出去，多年的付出就会被别人迅速复制。”崔波说。
产权保护和研发要双管齐下
台湾台大兰园董事长、台湾兰花育种协会会长赖本智曾撰文指出，品种保护是困扰蝴蝶兰产业健康发展的“老症结”，虽然有识之士呼吁多年，仍收效甚微，保护力度远跟不上产业发展速度。
赖本智说，他可以放心地把新品种输入到日本、韩国和荷兰等国家，却不敢轻易输向大陆，因为他的品种在这些国家可得到有效保护，而在祖国大陆却很难实现。
因此，对大陆消费者来说，很多卖得很俏的品种，大多是已经在国外不再畅销的“二手货”。
对于崔波来说，保护自己产权的形势也相当严峻，他目前能想到的就是将自己培育的品种在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国际兰花权威机构登录。
当记者问及为何不申请新品种保护时，崔波摇摇头说，他咨询过，非常麻烦。
据悉，在台湾地区，申请一个新品种只需约合2000元人民币，时间不会超过半年。而大陆申请一个新品种程序很复杂，耗时也很长。
2010年10月，《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签署，这让台湾的兰花在大陆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能很好地保障大陆蝴蝶兰产业发展。
然而，赖本智还是指出，想保障蝴蝶兰产业的健康发展，新品种支撑很重要，但是产权保护也很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尽管蝴蝶兰的侵权仍旧存在，但是国内蝴蝶兰界还是必须将新品种培育当做产业的首要工作来做。”孟月娥说。
孟月娥指出，蝴蝶兰在国内起步较晚，计划经济时代投入少，直接导致相关人才和品种都很少。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蝴蝶兰需求的增多，迫切需要更多的新品种面世，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
“从长远来说，蝴蝶兰种苗企业必然要走新品种开发这条路。种苗企业最好要有自己的种质资源库，有利于持续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可以在申请了品种保护或专利之后再将品种推向市场，同时也需要把握好推向市场的时机，以减少品种复制所带来的损失。”崔波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7-26 A4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