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
时间是存在的一种标尺，我们时常需要在时间的维度上回顾，看看我们是在原地不动，还是有所进步。
2009年5月11日，针对愈演愈烈的对高考状元的争夺，笔者在《中国科学报》（时名《科学时报》）发文“破除状元招生观，清华北大谁为先”。文章指出，在状元招生观背后存在招生的政绩观，在实践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校基本上以录取到的文理科状元总数以及省区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作为对招生办公室主任业绩考核的标准。普罗大众也简单以状元数的多少作为清华、北大竞争输赢的标准。第二，招生办公室主任对各省区招生组长业绩考核的标准也简单确定为是否录取到该省区文理科的状元、录取分数线是否高过对方学校。第三，大学为状元们开出越来越优厚的条件，包括不断增加的高额奖学金、选择专业和转专业的自由等。三年之中，给予状元的各种奖励不断增加，有高校提前把学生和家长请到自己的校园“一游”以使之离开其他高校的视线，有些甚至安排了出国旅行。
三年之后，从网络和其他媒体的报道看，清华、北大两所高校仍然继续争夺状元，可是，令人瞠目的是其间出现了更有竞争力的对手。日前有媒体报道，港大今年已经录取到21名“省市状元”，这打破了该校纪录，显示该校生源“极佳”。
三年间，对高考状元的竞争从“楚汉相争”变为“三国杀”，可状元招生观却依然如故，我们还在原地裹足不前。作出这样的判断虽令人遗憾，但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一下，因为2011年末清华大学旗帜鲜明地率先宣布“不公布状元数”，这使得对状元的争夺由“明争”转为“暗战”，这也许可以算作微小的进步。
状元招生观有着深厚的认识基础，有着绵长的历史积淀。改变状元招生观，需要高校校长的认识转变，需要教师们的认识转变，需要参与招生的全体人员认识转变。大家需要认识到，对状元的争夺难以产生教育绩效，对个人而言是无用功，是生命的浪费；对中等教育是一种恶劣的导向并最终会将自己的孩子们卷入重复学习、精确化学习的生命浪费之中。转变状元招生观，需要各大学教师在认识论层面的深入转变。这非常艰难，指望进步在三年中发生，也许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然而，2012年进步却真实地发生了，韩国首尔大学宣布取消该校章程中奖励高考获得高分学生的规定。正因为艰难，转变就更是难能可贵的。
在东亚考试文化的影响下，韩国的高考同样残酷。作为韩国的最著名学府，首尔大学之前将奖励高分考生列入了该校大学章程，成为学校“立法”的一部分。这些奖励包括，大学校长给每个学院高考最高分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全额奖学金；每年的开学典礼上，由最高分获得者代表全体新生发言和宣誓，这被认为是学生的终身荣誉。可以说，首尔大学之前的招生观也是状元招生观。
转变源于招生政策的改革。在此之前，首尔大学的招生也简单以韩国“大学学术能力测试”——高考成绩为单一标准，在这种标准中高分考生或者说状元自然存在。最近几年中，首尔大学开始考虑学生中学期间的志愿服务等因素，引入更加全面、灵活的生源考察体系，高考成绩仅成为录取考察的一个因素。同时，首尔大学为实现生源的多样性，有专门的艺术体育特长生招生途径，有为实现公平目标对农村生源的专门招生通道。由于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能说高考成绩最高的考生是最优秀生源。在多元标准之下，高考状元不再是最优秀的生源，自然失去了荣耀。
转变同样源于首尔大学对于奖学金的认识，该校认为新生奖学金应该根据学生的需要发放，而不能简单根据新学生的高考成绩发放，要使奖学金成为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帮助，而非对高考高分成绩的奖励。当港大给予省市状元高额奖学金之际，首尔大学给予困难生奖学金；当清华、北大仍旧为高考状元颁发几万、十几二十万高额奖学金之时，两校经济困难学生仍需贷款。两相比较，我们期待我们的大学采取何种新生奖学金政策呢？期待我们的大学对社会责任作出何种承诺、对社会价值作出何种引导呢？
从以上变化看，首尔大学已经率先打破了状元招生观，这值得北大、清华学习，同样值得香港大学学习。
今年5月16日，笔者在《中国科学报》发表小文《个人专业韩国为何领先》。文章指出，2010年9月首尔大学开始了“个人专业”的设置和探索，在专业建设和结构改革方面已经领先我国。今年7月，当高考状元“三国杀”还在我国精彩上演之际，首尔大学再次告别了状元招生观，在对优秀生源的认识、全面灵活招生评价体系建设、奖学金的认识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引导方面，再次先行一步！
破除状元招生观，我们应当向首尔大学学习，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经的一步。
《中国科学报》 (2012-07-18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