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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超豪：永远走在创新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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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当老师坚持培养新生力量 |
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谷超豪先生，6月24日凌晨离开了他热爱一生的数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陪伴谷先生最后一段时日的弟子——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洪家兴教授说：“我记忆中最后一次和谷先生的交流，是在今年2月份，上海数学中心被批准进入筹建阶段。我们特地赶到医院告诉他这个消息。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久不能说话的谷先生当时激动得发出了声音，直到我们离开病房，他的情绪都非常激动。遗憾的是，我们谁都无法听清他的话了。也许，他对上海数学中心有自己心中构思的蓝图，毕竟这是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够为年轻人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先生永远都在创新
从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再到和杨振宁教授合作研究的规范场理论，这三个领域被称为数学研究的“金三角”。在这三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谷超豪先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成就，并且培养出了一支出色的团队。
“谷先生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在数学研究领域获得的各种成果，还在于他总是能够结合国家的重大需求敏锐地发现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开展创造性的研究，从而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李大潜教授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他说，每当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先生就会鼓励学生在新领域展开深入研究，而他自己，又转去开拓新的研究了。
谷超豪有一次在听苏步青先生的课时，听到苏先生提起，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中，有关“K展空间”的子空间理论尚未建立。这一下子激发了谷超豪创新的强烈愿望，他连续思考几天，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并最终推算成功。1956年，前苏联的数学评论杂志创刊号刊载长篇评论，系统介绍了谷超豪对研究K展空间的新方法。而他也因此成为国内微分几何研究的顶尖学者。但此时，谷超豪却一面指导学生在这个领域继续深入研究，一面又开始钻研新的研究领域了。
谷超豪1957年被送到莫斯科去进修，第二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使他敏锐地感到：空气动力学应该成为研究偏微分方程的切入点。他从莫斯科大学开设的本科生课程开始，学起了空气动力学。并且围绕着这一领域的基础问题——机翼超音速绕流问题，开创性地给出了数学证明。同样，谷超豪没有在这个自己熟悉的领域去获取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成果，他又一次一面指导学生继续研究，一面又转向去开辟新的领域。15年后，当美国科学家得知他的成果后，大为惊奇，因为即便在美国，科学家们也才刚刚解决完成这一问题的数学证明，而谷超豪不仅15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难题，还在这个领域培养出了一批年轻学者。
永远走在创新路上，谷超豪的创新成果不断“惊动”世界——
1963年起，谷超豪建立了正对称方程组的高阶可微分解的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多自变数的混合型方程的边值问题，对这种公认十分困难的方程取得了重大突破。1980年起，他讨论了闵可夫斯基n维完备黎曼空间的调和映照，成为国际上很重视的“波映照”这一研究方向的创始者。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谷超豪与夫人胡和生教授合作，对孤立子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矩阵形式的达布变换理论，得到了求新解的通用的、有限次的、代数的算法，并将其应用于调和映照、微分几何、杨一米尔场理论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系统的、丰富的成果，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群体。
先生永远都在培养年轻人
谷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开，昨天，“微博世界”许多人留言怀念，而先生生前常对弟子们说的那些话，也被作为“名言”频频转发——
先生说，“做学问总是得耐得住寂寞，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快得到认可和重视。……数学能够把各种复杂的现象都描述得非常好。年轻人都应该学点数学，即使本科学数学，以后转到别的领域去也没有关系。”
其实在谷先生的弟子们看来，先生从来不是一个爱聊天的人。跟随谷先生学习，后来与谷先生共事的洪家兴院士说：“谷先生不愿在琐事上浪费时间，我们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谷先生和他的夫人胡和生院士一起出去旅游或者娱乐。每次我找谷先生，常常是事情一、二、三，说完了，谷先生也就没什么话和我说了。但是谷先生却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35年前，洪家兴院士以35岁的“高龄”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35岁，这已经是研究生招生年龄的上限了。但由于母亲身体非常不好，洪家兴上学后一度想退学回家。谷先生知道情况后找到洪家兴，他只说了一句话：“机会难得，坚持下去。”洪家兴说：“我尊重先生的意见，也咬牙坚持了下来。事实上，这个决定成为改变我后半生的决定。”
几十年来，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受教于谷先生的学生中，已经产生了李大潜、洪家兴、穆穆等9位两院院士和一大批优秀的高级数学人才。数学所的陈恕行教授也不会忘记，谷先生曾带着他们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寒假期间，谷先生组织一批上海本地的同学每天到办公室里进行学习和研究。“谷老话不多，但是他每天在那里研究，我们也就跟着他去学习。”陈恕行教授说，“这是身教。”
直到70多岁，谷先生还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为年轻人们主持每月一次的数学讨论会。2005年，谷超豪80高龄，仍带着3名研究生。因为研究工作和身体原因，无法给学生更多指导，他常常对学生说“抱歉”。但这声声“抱歉”的背后却是，老先生仍坚持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半天与学生进行讨论，甚至给一些学生开小灶。而这,是不少比谷超豪年轻许多的博导都无法做到的。
谷先生曾经说过：“数学研究是年轻人的事业，现在我该做的，是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在这位一生都以数学研究为乐趣、以解决数学难题为乐事的老人眼里，年轻人更应该是推动数学史前进的力量。即使是在住进医院后，谷先生还在为年轻人的发展而操心。
洪家兴向记者说起曾给谷先生写过的一封信。当时谷先生希望能够在上海建立数学中心，让洪家兴做一些调研。洪家兴给谷先生写信说，“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太理想，导致年轻人浮躁而急功近利的情绪……”住在医院的谷先生看了这封信，立刻打电话找来好几位教师交流。他问的唯一问题就是，现在年轻人到底是不是急功近利？是不是真的很浮躁？洪家兴说：“后来我理解谷先生，他是不希望这种对年轻人评价的说法伤害了年轻人的积极性。”
先生永远展示着学术大师的人格魅力
学术大师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学术成就，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给后人带来的精神财富。这或许也是大师们给大学带来的财富。
在复旦大学的理科院系，教师们常常会说起谷先生和已经去世的谢希德先生的一段往事。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跟随苏步青先生离开浙江大学的谷超豪先生和从美国归来的谢希德先生同时进入复旦大学。当时谷先生和谢先生都已经在学术界颇有成就，却都只被评为复旦大学的讲师。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任何怨言。1956年，恰逢解放后全国第一次为教授定级，当时很多人为评教授争得不可开交。但谷先生和谢先生却主动申请认定副教授。直到过后很多年，复旦大学党委老书记王零在一次会议上透露，谷先生和谢先生那时都说自己是党员，应该发扬谦让的精神，主动放弃评教授的机会。直到1960年，两位著名的科学家才同时评上教授。
复旦大学另一位老先生记得在文革期间，王零受到批斗，而作为当时受到重用的年轻教授，谷先生和同时代的章培恒先生、华中一先生一起陪斗。文革后有一次开会时，谷先生和章先生一起回忆起这段经历，章先生施施然说：“当时陪斗时，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京剧里大人物出场总是带着四员大将，我们当时如果再多一个人，这个阵容就完整了。”而谷先生笑说：“我当时想的是，中国的重理轻文到了这种地步，连陪斗都是两个理科的人，一个文科的人。”事实上，那时谷先生因为不能以学者的身份参与研究，就毫不计较地以编外人员的身份，为国家一些重大的科研突破提供了数学研究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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