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绝大多数高校少年班在争议中逐渐消亡，而科大少年班已经前行了35年。
戴红领巾的大学生谢彦波在课堂上演示习题，他是首届少年班最小的孩子，当时仅11岁。
2012年5月1日，8位华人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庄小威、骆利群均毕业自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78年3月9日，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科大，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大学生。他们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
为“早慧”者
他2岁半时会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具有如此能力的宁铂被誉为神童。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国恢复了高考。
10天之后，“神童”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赣州八中高二年级的少年天才。
11月3日，方毅批示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立即组织了几位教授，带着考卷奔赴江西，现场考察“神童”，宁铂就这样走进了中国科技大学。
与宁铂经历相仿，来自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的高一在校生王永的考试也很顺利。
面试那天，王永答对了所有的问题。老师当场说，他被录取了，并问他“通知书你是现在带走，还是寄到学校？”当时的王永还有点小小的虚荣心，就说寄到学校去吧。再后来，王永成为科大自动化系的一名教授。
同年，招生工作人员奔赴上海、长沙、沈阳、福州、扬州等地，通过群众推荐和实地了解，发现了一批成绩优秀、16岁以下的学生。招生工作人员对这些少年进行笔试和口试、体检等，最终确定了21名智力超常少年成为少年班首批学员。
第二期少年班成员达到68名。第一期少年班虽早入学半年，但都在学习中学知识，最后与第二期少年班同时毕业。
少年班里，有不少各省市数学竞赛冠军：陕西省数学竞赛冠军姚进、江苏省数学竞赛冠军周曙东、四川省数学竞赛冠军魏幼成、山西数学竞赛冠军王化军……这些数学好的学生，逻辑能力很强。
由于一进校就被罩上了“天才少年”的耀眼光环，少年班“大学语文”的第一课就是王安石的《伤仲永》，以警示学生不要“骄傲”。
课后，一个学生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警惕着！泯然众人矣。”而当时少年班里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骄傲的尾巴按下去”。
传奇的起点
1977年12月的一天，屋外的雪下得很大。张亚勤正在暖和的屋里和小伙伴下军棋。忽然，他的班主任拿着一张报纸来到家中。班主任此行的目的便是找他的妈妈谈那篇宁铂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的报道。
张亚勤认真地读了那篇报道。然后，11岁的他坚定地对妈妈说：“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
按照规定，只有高二的应届生才能参加高考，张亚勤非但不符合条件，而且还有两年的课程要补。
而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并成功考入了高二的尖子班。
张亚勤报名的时候，离少年班考试只有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了，但他连考哪几门都不知道，就拿了一本老的数学习题集，开始复习。经过7个月的努力，年仅12岁的张亚勤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而且是当时唯一一名数学得满分的人。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张亚勤回学校时，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录取通知书寄到之日，张亚勤的母亲拿出一张老地图，想要找出中科大的具体位置。地图上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三个圈，太原算中等城市，是两个圈，合肥只有一个圈。
“原来我要跑到一个更小的地方去啊”，这是12岁的张亚勤对中科大的第一印象。不过到了那里，他发现合肥虽是小城市，却藏龙卧虎。
在中科大少年班，张亚勤发现，别人的成绩大都比他好。刚入校，他就得知自己上铺的同学考了430分（总分500分）；后来又遇到一个考452分的江西省高考状元。这让他认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同时也有几分不适应。
好在中科大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
张亚勤记得，班主任汪惠迪经常帮他洗衣服，还找他谈话，帮他解决思想问题。
第一年学期考试张亚勤的数学是61分，语文71分，其它都是60、70分，只有物理考了80分，在中科大成绩属于比较差的。后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他渐渐适应了新环境。毕业时，张亚勤的成绩已在班里名列前茅。
本科毕业后，张亚勤考上本校硕士。23岁，张亚勤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25岁成为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的桑纳福公司多媒体实验室的总监，30岁便拥有几十项国际专利，在世界权威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
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张亚勤，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1998年，张亚勤回到北京参与筹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大学正是一个年轻人世界观、价值观定型的时候。科大的8年学习生活，为张亚勤未来的“传奇”拉开了序幕。在回忆母校时，张亚勤说自己从科大收获了很多：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东西，增强了自信，“培养了理想主义色彩，并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今昔少年班
“少年班的出现，是时代的需要”，当年少年班管理委员会成员，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尹鸿钧介绍说。
现在公认的说法是，最早提出少年大学生构想的是李政道先生。
1972年，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首次从美国回国，并受到当时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见。当时李政道就建议毛泽东“要加强基础人才培养”。
在《少年班的建立与思考》一文中，李政道回忆1974年5月第二次访华时，他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给祖国带来全面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人才培养几乎全面停止。他认为，“这种状况必须立即改变”。
在上海参观芭蕾舞学校时，李政道很有感受：芭蕾舞演员都是从小培养的，为什么科技人才不能从小培养？
回京后，他立即写了一份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建议在中国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这份建议书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手里。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适合搞这种创新，这个想法就此搁置下来。
当“宁铂现象”出现后，建立一种针对早慧人才的超常培养模式的构想渐渐清晰起来。
随着中科大少年班的创办，各地高校也纷纷掀起少年班创办热潮。
1985年1月，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北师大、吉林大学、西安交大等全国12所重点高校开办少年班，扩大试点。
时光流逝，12所高校少年班早已物是人非。除科大外，这些少年班先后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结合自身特点和条件的新办学模式。
曾任科大少年班班主任的叶国华认为，科大少年班能延续至今，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保持长期持续高投入；二是生源素质非常好。
他表示，1984年少年班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对科大少年班延续具有决定性意义。
2008年，中科大少年班从简单的两个班级发展成为独立的少年班学院。少年班学院执行院长陈旸介绍说：“成立少年班的目的，一方面是教育教学上进行改革探索，另一方面进行一个书院式的探索，如因材施教、非课堂教育和同学之间的学科交叉等等。”
同年，经教育部批准，少年班与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联合组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试验区”。
除此之外，少年班学员还改变了一些惯有的做法。
之前，少年班学员完成一年基础课后，便分散到校内各学院自选专业；而现在，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集体——本科四年全部集中在学院，学院不分系，不设固定专业，不对学生统一要求。
管委会还根据每个学生个人兴趣特长，设计个性化培养方案，除了基础课集中授课外，其他课可在全校范围内选修。毕业时，授予数学、物理等不同专业学位。
然而利弊相随。自少年班成立以来，质疑声就不绝于耳。
不舍情结
汪惠迪是张亚勤当年的班主任，在少年班她承担着老师和母亲的双重责任。白天，教授文化课、带课外活动；晚上，去宿舍查房。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汪老师送我一袋奶粉，让我注意营养。我平生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表达，只记得自己好像很乖地点了点头。”少年班第2期学生吴向东回忆说，汪老师是他见过的最好的老师，“她以一种本能的母爱温暖着我们，像妈妈一样关心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教授周逸峰说：“如果再来一遍，我还会选择少年班。因为少年班，才使我较早离开了一遍遍重复己经学会的知识操练，在充分自由的学术土壤上有了专业发展。”
83级毕业生、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邵中认为，少年班学生的成功得益于科大独特的招生与教学土壤，时代的创举，才使一些有潜力的少年在历史性的高起点上开始了人生之旅。
85级学生、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教授杜江峰回忆称，当时年龄很小，但得到了班主任老师、任课教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母校常怀感恩之心……
在少年班呆过的学生，忆及那段时光总会用到“信念、感恩、习惯、勤奋、坚持”这样的词汇。
他们对于科大的感情简单而深厚。
时至今日，少年班毕业生已有18人在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任正教授，3人当选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士，3人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多人当选美国医疗信息科学院、美国光学学会等会士。
即便他们很爱这个集体，光环再耀眼，但神童宁铂的皈依佛门还是为少年班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位少年班家长就曾扪心自问，假如孩子按部就班地通过高考上大学，他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否会更好呢？
无论如何，“要办好少年班，争取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一直是中国科技大学坚持的理念。
